高衙内新传-第2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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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臣子之间的小小转折，赵佶身在上位，哪里看得清这许多？一面笑道：“三位卿家都是朕的忠臣，不必说许多了，杨戬这括田之法，纵是不成，也无害于国，若是有效，便为国朝田赋之制立了一功。杨戬，这括田所便兴办起来，可于内库中拨些钱粮使费。”
听了这话，高强便有些庆幸，刚才幸亏没有发作，这括田所的创办既然有内库的拨款，那么收益当然也是入了内库了，等于是在给赵佶的小金库添砖加瓦，自己若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岂不成了给皇帝找不自在？一个不好，皇帝心情不好了，没准还要问问自己那应奉局，怎么就从来没给内库缴上几文使费呢！
于是正事说完，皆大欢喜，这当儿白沉香梳妆完毕，盛装而至，与赵佶打情骂俏了几句，又见过了久不回京的高强，便径自登台献歌。赵佶今日心情愉快，听着白沉香的歌声格外悦耳动听，到了爽处大笔打赏，是夜尽兴而归不提。
酒席散后，高俅拉过儿子，训道：“适才说那括田之事，何以对杨戬作色？此人褊狭，必定怀恨在心，所幸不曾露出言语，还来得及转圜。”
高强想起来就有气：“爹爹，这等鬼话，只好偏过官家，这括田之法，除了侵扰良民，又能括的甚田？”他说得理直气壮，可看到高俅眼中不以为然的神情，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高俅的心中，看重的是权位仕途，哪里管得了许多？
果然高俅出口就是一堆官场形势分析，总结起来就是几句，百姓不妨牺牲，朝中不要轻易树敌，杨戬要祸害百姓，只要没闹的自己头上，理他则甚？你莫要作了两年外任，把做官的诀窍都抛到脑后了！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高强一旦明白了在这事情上与高俅找不到共同点，立即就放弃了努力。这样也有好处，高俅看儿子对杨戬有想法，年轻人火气大，一时不容易转过弯子来，杨戬那里只得由高俅亲自出面去转圜，省了高强的气力。
次日一早，高强起来走了两路拳棒，便拉着曹正、史进去拜望师父林冲，彼处又见到了久违的金枪手徐宁和金钱豹子汤隆，说起昔日情事，都是好笑。高强对林冲说起自己这几年来练兵和所经阵仗，林冲与徐宁都是大为艳羡。要说这两位，武艺自然不必说，都是好的，林冲身为禁军教头，拳棒功夫那是吃饭的本钱，若没有惊人艺业，怎能立于禁军之林？徐宁则是家传的金枪法，能作御前班直的，手底下都有两手绝活。身有真才，又是武官，谁个不想在两军阵前耀武扬威，为国立功？尤其是林冲，看着自己的徒弟青云直上，四处有仗打，就连曹正这个记名弟子都混了个牙兵都头，心中真犹如猫抓一般难受。
他这么想着，嘴上也就说了出来，高强先是一怔，随即便笑道：“师父，若要领兵，却不是难事，只消徒儿向家父开口，大宋的军职还不是任凭师父拣选？只是一样，师父要去到两军阵前厮杀，有道是刀枪无眼，可须得问过师娘方去得。”
师徒间说到这样的话，那是相当随意了，也是高强身份比林冲高，又不大在意这时代的尊卑之分，这才冲口而出。不过他是随口说说，林冲可就有点想法，当初这高衙内调戏自己娘子的情景，可还历历在目呢！虽说自从拜师之后，高强表现不错，对师父也尽了礼数，可林冲表面粗豪，心计却半点不差，这件事又是他的敏感神经，一经触碰，顿时就有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他这一作脸，气氛顿时就冷了下来，高强也随即醒悟自己失言，忙乱以他语胡乱混过，林冲也不再提调军之事。吃了一顿午饭，曹正和史进留在林冲家中讲习拳棒，徐宁却与高强一同告辞，带着汤隆一起出来。
到得外面，徐宁拉着高强，低声道：“青州相公，你有所不知，林教头近年来内宅时有不宁，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可莽撞了。”
高强诧异，敢情这里头还不光是我的事啊？再一问就明白了，原来林冲年已三十出头，夫妻俩却始终无子。古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林冲娶妻五六年却还没生子，家中早就闹的不可开交。那时不像现代，打开电视全是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生不出孩子来，这压力全都堆在女人身上，尤其是林冲乃是单传，张氏夫人更受责难。偏偏林冲和娘子甚是恩爱，又不想纳妾，张氏于是又多了个善妒的罪名。
这么几样一来，林冲的家里可就不大好过了，他刚才有意外任，也是有眼不见为净的想法，高强却偏偏要提起他娘子，这叫标准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注：南京方言中有用提壶代指性事）
话既挑明，高强也是无奈，他电视广告看的虽多，这治病可是一窍不通，再者，这玩意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外人哪里弄得清楚？“徐教头，生受你了，来日我当设法再讨师父欢心，还望教头代为美言，我作徒弟的，有些话实在不方便同师父说起。”难道叫我去问林冲，你们做爱姿势如何，师娘月经准时否？不被豹子头一棒打翻才怪！
徐宁连连点头：“末将理会得！只可惜末将是家传的御前班直。等闲不得外任军将的，不然若能在青州相公麾下从军，必是一件快事！”言语中抱憾不已。
高强笑着客气几句，看到汤隆站在旁边，忽然心中一动，笑道：“汤待诏，军器监可快活否？”对于技术类的官员，时人多半尊称为待诏。
汤隆大摇其头，军器监现在死气沉沉，对于工匠的人身限制又极其严格，汤隆是野惯了的，在那里怎过的快活？若不是他是高俅面上投进来的，早吃了断棒了。
高强闻言笑道：“既是如此，不如我向少监讨个情，将汤待诏调来我麾下，专责打造兵器铠甲，如何？”
汤隆喜出望外，没口子地答应，忽道：“青州相公如此厚待，小人无以为报，恰巧近日得了一条兽皮，新打造了一副唐猊铠在家，就便取来献于相公，以备军前使用。”
高强闻言甚喜，徐宁的那副唐猊铠他是见过的，在这时代算是极品护甲，既轻且固，刀剑难入，只是材料可遇不可求，没法大规模装备部队，形成不了战斗力。如今自己也能弄一副，穿在身上，也是好事。只是忽然想到，自己原已有宝刀一柄，现在再加上一件护甲在身，几时去打造两把火枪防身的话，这身装备大概也和韦小宝韦爵爷有地一拼了，与自己的衙内身份倒也合衬！当下谢过了汤隆，几人分头而去，那汤隆自将一副唐猊铠送来太尉府不提。
高强却没马上回太尉府，脚跟一转，却径直到了蔡京的府第，报名求见的时候，若不是门上有人认得他，还有人不信这位现今的红人高强会这么单车前来。
时候不大，里面传一个请字，有家人引领着高强到了蔡京书房。一进书房，却见梁士杰也在，高强心说来的早不如来得巧，一一见礼。
宾主落座，高强开门见山，将自己已经奉了圣谕，要搞个万国博览会的事情说了一遍。梁士杰今日来寻蔡京，原也是得了风声，却并不晓得博览会这事，这时听见高强解说，他和蔡京两个眼睛越睁越大，直到高强说毕，好半天也没消化完。
半晌，梁士杰才轻轻吐了一口气，摇头道：“世侄，难为你怎么想得出来，这等敛财的法子，真是闻所未闻。”
蔡京那一对细长眼眨也不眨地盯着高强，手捋长须道：“强儿，老夫自幼攻读圣贤之书，却从未想过有这等敛财之计，如今听你这么说来，却是别开一片天地。只是知其然，不如知其所以然，贤侄，你这些财计，究竟如何生发出来？”
问我商业理论？高强这可有点犯傻，要是放在现代，他这点玩意顶多算是外行看的热闹，哪里能深入剖析什么？其实这种商业企划，在现代应该是以经济学为主，兼及社会学，消费心理学等范畴地，别说高强不懂那么多，他就是懂，也找不出一个办法，能深入浅出地说给这两位古代的大臣听。
但要说他真的一无所知，那也不对，起码能想到这一点上，高强还是有他的思路的。当下便道：“恩相，梁世叔，小子幼时不学，只爱市井游荡，圣贤书是不大读的，却懂些商贾之术。要说这博览会的念头，还是从钱法上头得到的启发，确切地说，是因为我大宋的钱荒，由此生发开去，又触类旁通，才有了这个念头。”
蔡京听见“钱荒”这两个字，眼睛立时一凝：“此话怎讲？”
第十卷 大名府 第二三章 钱荒
钱荒这个字眼，对于任何一个北宋中期以后进入政事堂的大臣都不会陌生。随着承平日久，朝廷各方面支出开始疯狂增加，而传统的两税则只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朝廷挖空心思想出了各种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盐法茶马市舶等等不一而足，到王安石变法，又兴青苗市易等法，这些手段虽然各有各的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征收的多半都是货币，也就是铜钱。
征收铜钱形式的赋税，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单一载体能够大大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否则这家缴一头猪，那家纳两匹绢的，不说价值无法准确衡量，单单是文簿记录的成本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然而统一征收货币财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各地铜钱需要量飞快上升，一到征收赋税的时候，民间就很难在市面上看到足够的铜钱，铜钱都到哪去了？都拿去缴纳赋税了！
铜钱不够使用，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给商品流通拖后腿，进而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不便。有鉴于此，神宗朝的货币铸造数量也伴随着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铜钱铸造的最高峰 峰值达到年铸钱五十多亿之巨！
按照当朝君臣的想法，造这么多铜钱，那总该够用了吧？事与愿违，越是加大铜钱铸造的数量，钱荒现象反而越发严重了！当时人缺乏足够的商品经济经验和理论支持，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继续努力铸造货币，于是货币贬值。然后钱荒进一步加重。然后再加铸钱币。这么恶性循环下来。直到前几年蔡京被逼的采取铸行当十钱，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大宋的整体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身为后代来人，高强对于货币流通中所能说明地经济状况，有着远远超越这时代人地见识。他原本以为，说服了蔡京等人。慎重进行钱币地发行，再用出口贸易所获得的金银投入流通，能够解除这种钱荒，然而金银究竟不是货币，高强的大通钱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业领域大宗货币交换的需要，但对于普通百姓获得铜钱途径的缺乏还是没有多少帮助，即便是发行了新的钱引。也不过是货币形式的变化，钱引最小地面值就是一贯，有很多百姓一年都赚不到一贯钱，这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好在，高强现在的触角已经开始向大宋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开始延伸。比较各地反馈的资讯之后，他发现。所谓的钱荒，呈现了一种很怪异的走向，钱荒的走势是东南重而西北轻，如果把流通铁钱地四川暂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钱荒最严重的是东南五路，京畿一带则流通最为顺畅，而在西北各路，非但没有钱荒，反而很多军兵官吏手里的钱花不出去。
对此，许贯忠从本朝历代名臣的奏议中也找到了答案，当年苏轼知杭州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东南钱荒严重，根源在于大多数百姓所能生产的都只有粮食和绢帛，而这些货物的收成是有季节性的，于是到了粮食和蚕桑的收获季节，市面上的收购价立刻就大降；百姓必须出自更多的货物才能换到足以缴纳赋税的铜钱。而这些铜钱被朝廷征收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调往西北，作为军费使用。
与此同时，西北战场聚集了大量不从事生产的官吏军兵，这些人能够获得固定的货币收入，当地所能提供的消费品却又有限，于是当的货物贬值，物价飞速上涨，朝廷被迫一再向这个区域增加投入。这种单方面的货币流年复一年，东南的钱荒怎么能不越来越严重呢？
不过，虽然看到了这种钱荒现象的成因，当时的大臣却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苏轼就提出了他自以为是的妙招：取消货币征收，而直接征收实物。这种方法一旦实施，首先崩溃的不是大宋社会，而是朝廷本身，因此只在几个小范围内施行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又废止了。
弄清了来龙去脉，高强便运用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那点知识，对此进行重新解读。社会经济的运行，遵循着生产一分配一消费一再生产这样的规律，而很明显，在钱荒这个问题上，货币财富的流通呈现出了单方向，国家财富的主要出产地东南的百姓，和货币财富的主要消费者西北的官吏军士之间，由于地域上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