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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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皇族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西夏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要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军五路进攻，双方战火再起，但宋朝不仅未得手，反而在大安八年永乐城之役中损失兵民近二十万之多。连年战争，宋朝岁赐和互市两绝，粱氏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内外交困，不得不在大安九年闰六月让惠宗复位，同时立梁乙埋之女为皇后。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与大族仁多氏分掌东西厢兵柄。这年十月，梁太后去世，临死竟叮嘱惠宗向宋朝进献她的遗物，“示不忘恭顺之义”，真不知是临死前的悔意还是做作。惠宗复位，依旧政在粱氏，他作为傀儡孱弱无能，无力左右政局，次年在忧愤中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惠宗长子乾顺继位，他只有三岁，是为夏崇宗，尊生母梁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太后与梁乙逋兄妹重演母党专政的旧戏。他们凭借一门二后二国相的积威，扩张梁氏势力，在与分掌兵权的皇族嵬名阿吴和大族仁多保忠的权力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对外战争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惯用手法。在梁太后听政的十三年间，他们对宋朝发起了五十余次大小战争，梁乙逋以此来傲视皇族：“你们嵬名家人有如此战功吗？”梁乙逋企图“独专国政”，对梁太后有时也掣肘。梁太后也不是好惹的，他在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亲自率兵进攻宋朝环州（今甘肃环县），不再让其染指兵权。梁乙逋心知肚明，“叛状益露”。天祐民安五年十月，梁太后拉拢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先向乃兄下手，讨杀其人，诛灭其家。
其后三年间，梁太后依旧对宋朝穷兵黩武，发动战争达二十余次，还经常挟持崇宗作御驾亲征。永安元年（1098年），她亲率大军三十万，大举进攻宋朝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西夏军队连营百里，建造了一种名为“对垒”的高大战车，能载兵数百，填濠直进。但连攻十三昼夜，飞石激火，平夏城依旧固若金汤。这夜狂风大作，战车折毁，西夏兵惊恐夺路。梁太后的脸面也被划破，大哭退兵。
梁太后的御驾亲征，令人想起辽朝承天太后萧绰，如果说萧太后给人以女强人的印象，那么梁太后则更像女无赖，两人在各自国家历史上的作用也是截然相反的。次年正月，崇宗已十六岁，梁太后仍不按西夏惯例让他亲政，而上表辽朝又言辞怨怼傲慢。辽道宗遣使赴夏，用药酒鸩杀了梁太后，以支持崇宗亲政。
崇宗亲政以后，对外执行依附于辽以结合于宋的政策。他一再向辽朝请婚，谋求政治联姻；而辽朝则遣使宋朝，调停宋夏和解；崇宗自己也向宋朝上誓表，以取得宋朝谅解。
对内，崇宗则采取措施以巩固皇权。其一，削弱领兵贵族。亲政当年，他就以党附梁太后的罪名诛杀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贞观四年（1104年），他又解除了仁多保忠的统军之职。其二，皇族加封王爵。他借用汉人封王制度，先后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委以兵柄；封宗室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授以要职。
建立国学是崇宗亲政中最值得称道的大事。西夏立国以来，蕃礼和汉礼之争，蕃学和国学之争，反复较量，未有定局。礼仪之争，前已述及，这里且说蕃学与国学。
蕃学是在立国次年由元昊亲自创立的，命野利仁荣主持其事。选择蕃汉官僚的优秀子弟入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和《四言杂字》以供学习。学成以后，出题考试，对答精通，书写端正，酌授官职。州县也各置蕃学，配备人员教授。虽然元昊的根本目的是“以胡礼蕃学抗衡中国”，但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科举取士制度，培养具有西夏特色的急需人才，对西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元昊重视蕃学，朝中因蕃学而进用的多至数百人，可谓成效卓著；但他把蕃学与汉学（即国学）对立起来，未免缺少汉唐拿来主义的恢宏气度。
不过，先进文化，不论是异族的，还是外国的，都是抵挡不住的，崇宗立国学正反映了这种需要。贞观元年（1101年），他下令在蕃学之外，特立国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授以儒学；另建养贤务，专供廪食。大体自崇宗以后，蕃学与汉学并重，而蕃汉礼仪之争也基本消歇，崇宗这一措施是顺应历史的。
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宋朝正是徽宗前期，蔡京开边邀功，对西夏也频频用兵。在这一轮宋夏战争中，西夏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便一再请求辽朝在政治和外交上对宋朝施加压力。元德元年（1119年），西夏军队终于在统安城重创宋军，连其熙河经略使刘法也被斩杀。崇宗再次请辽调停，在这轮战争中于理有亏的宋朝才被迫议和。
而其时辽朝已受到金朝的强势攻击，作为联姻之国，夏国军队也多次出兵援辽，但都无济于事。元德五年夏天，辽天祚帝西逃云内州（治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夏崇宗还遣使到两国边境，请天祚帝前来西夏避难。
但金朝使者随即出使西夏，以三款照会崇宗：第一，如果天祚帝前来，务须执送金朝；第二，如果夏以事辽之里事金，金朝将归还辽朝从西夏侵夺的阴山以南地区；第三款最具威胁性，“倘有疑贰，恐生后悔”。辽朝的必亡，领土的诱惑，本国的安全，稍作权衡以后，夏崇宗没有多犹豫，就在次年正月向金朝上表称藩，把结有秦晋之好的辽朝彻底抛弃了。
其后，西夏与南宋、金朝依旧维持着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它与金朝因直接接壤，难免偶有摩擦和战事，而与南宋因隔着金朝，已没有北宋那些恩恩怨怨了，只有金朝欺人太甚时，才会遣使通好川陕的宋军，指望他们能从背后掣肘金军。
大德五年（1139年），夏崇宗去世。他在辽金之间的取舍，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慨叹其“顾忘旧好”。在国家关系上，利益第一，实力至上，没有永恒的盟国，自然没有必要与不能自救的“旧好”同赴灭顶之灾，夏崇宗在在这点上不值得非议。
细说宋朝30：庆历新政与党争
吕夷简自景祐四年因与王曾纷争同时罢相以后，仅隔三年就第三次入相。在西夏侵扰政事蜩螗的形势下，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再一次起用这位能臣来应付危局。不过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未见他有高明的胜算，倒还是他的后辈范仲淹与韩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三次为相，以在刘太后听政时期安定政局的贡献最大。因当国日久，政敌不少，他在明道废后风波中泄私愤、黜台谏的作法，也为时论所非议。他已经老了，终于上书，自求罢相。新任谏官蔡襄抨击他要对西北的战败、国家的积弱和政府的涣散负担全部责任。宋朝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尽管责任决不是完全在他的身上，但他宰相也做到了头。
次年四月，吕夷简罢相，在此前后，宋仁宗调整了宰执班子。原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为宰相，其下执政有参知政事范仲淹和贾昌朝，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和富弼。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台谏官强烈的论劾，说他为人“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这就埋下了他后来对范仲淹新政的嫉恨。当时的台谏官也有较大的调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对夏竦入主政府上也是很坚决的。名相王旦的儿子王素与欧阳修、余靖都被新任命为谏官，都是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年龄。
庆历三年，对西夏和战尚未定局，但宋朝许多弊病也在战时暴露无遗。这年五月，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参加的主要是士兵，其后还有大量饥民加入。队伍从沂州（今山东临沂）北向青州（今山东益都），然后南下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一直打到扬州，最后朝廷派出大军围剿，七月，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击溃。
两个月后，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揭竿而起，起初只有数十人，后来不断有饥民和叛兵加入进来，他们转战京西十余州郡，最后韩琦调集精锐才将他们剿灭。
令人惊骇的是，两支起事队伍所至州县，官吏不是作鸟兽散，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甚至把兵甲作为礼物，让起事首领入主县衙，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废弛和腐败。类似的兵变和民变，时人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乱外患所凸现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年龄层次来看当时的宰执班子，首相章得象与枢密使杜衍六十开外，另一宰相晏殊与参知政事范仲淹五十出头，其他如韩琦、富弼等都在三四十岁之间。文人小说下载
再来看他们的政治倾向。晏殊虽与范仲淹同属中间年龄段，但他以神童入仕，出名颇早，天圣时已做到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和富弼都是他推荐进用的，他还是富弼的老丈人，在人事关系上，它与改革派相当密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比较持重保守。
倒还是年龄比晏殊大十来岁的杜衍来的思想开通些，他是新入馆阁的著名诗人苏舜钦的泰山，对范仲淹和富弼抱有好感，但对范仲淹那些年轻追随者，例如石介、欧阳修的某些过激言论并不以为然。
章得象为人“浑厚有容”，他看到仁宗进用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让他们经划当世急务，尽管与后一辈有着代沟，却也能够涵容，直到后来新政失败，他才对人说：“我们常见小孩蹦跳游戏，总禁止不得，一直到碰墙才会停止。当其举步时，势难阻遏。”这就是他对改革的根本态度。因而章得象、晏殊和杜衍地位虽高，却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
早在仁宗亲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谏而被吕夷简指为朋党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执政，在处理西夏问题上也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台谏与馆阁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都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的领袖。
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妨先说其吏治整顿的具体措施。
其一，改革官吏磨勘制度。此即“明黜陟”的内容。宋代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中央考课院磨勘，无大过失，例行迁转，年资几乎成为升迁的唯一标准。十月，朝廷制定了磨勘新法，严格考核办法，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
其二，改革恩荫任子制度。此即“抑侥幸”的内容。官员子孙以门荫得官的任子制度，宋代是其恶性发展时期，皇帝生日、南郊大礼乃至官员退休、死亡，都可以为子孙乃至门客求得一官半职。宋代冗官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不久，朝廷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不少限制性规定：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年满十五，官员弟侄年满二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等等。
其三，改革科举学校制度。此即“精贡举”的内容。庆历四年，朝廷实行科举新制。规定举子必须在校学习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试；参加州县试的士子必须有人担保其品质无大问题；考试内容改以发挥才识的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取消记诵为主的贴经墨义（贴经即以纸贴盖经文，让考生背诵；墨义即背诵经文的注疏）。这项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让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与此同时，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间，州县学犹如雨后春笋。中央也在原国子监基础上兴建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延聘孙复、石介等鸿儒执教，生源名额从七十名增至四百名，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史称“庆历兴学”。
其四，严格选任地方官员。此即“择官长”的内容。地方长吏的贤否关系到一方百姓的休戚，范仲淹主张将年老、多病、贪污、不才四种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他命各路转运按察使按察本路州县长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