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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管理大道-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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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止于至善”的真意所在。

大学三纲领,示意如下图1现在我们站在管理的立场,同样地可以找到三大纲领:“管理之道,在修己,在安人,在时常调整。”示意如图2:止于至善时常调整明明德…………………………亲民修己------安人(二)管理的共同任务,在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我国思想,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篇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而这极少的差异,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离不开兽性,人性很少。我们要人类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要人类有高尚的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其人性。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如图3:兽性减少---人性增多--神经发生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的社会中,如果纯依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必要。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觉悟生存“互助”的原理。中山先生说:“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oughttobe)于“实然”(tobe)。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

中山先生说:“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理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管理者如果“以物种的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于是强取豪夺,强凌智诈,根本不把人当做人看待,那里谈得上“管理人性化”呢?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管理者应该把它视为“应有的表现”,因为“道德仁义者,互相之用也”,管理者必须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表现,才是心之“为用”,实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孔子以“仁”为全德,为他自己“一以贯之”之道。仁代表天地之心,也代表人心的德纲。超越竞争原则的仁道管理,才能显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每一个人,就相当范围而言,都是“管理者”。论语颜渊篇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孔子答以“君君,臣臣”后,又加上“父父,子子”。所谓“父父”,意即做父亲的要明白做父亲的道理,要实行做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就是管理者,应善尽家长的责任。

中国传统管理,依安人范围的大小,区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家庭管理”,“治国”就是“行政管理”,而“平天下”则为“教化管理”。现代特别重视职业生活,不妨把以往“齐家”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划分开来,“齐家”之后,增加一项“立业”,亦即“企业管理”,如图4: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从家庭开始,实行尊重秩序的“家长制度”,逐渐推广到宗族、乡党、企业、国家,乃至于天下。父亲是一家之长,为最高之权威,但他必须以“为父难”为戒,体认到父亲的艰难与责任的重大;而且要明白“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真义,在于“天下的父母都是人,都可能犯错,只是子女有所不便,不敢明白说出来”。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却应该时时自省,所言所行是否有背于理?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就是忽视个人,孔子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其实即在实现个人,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仁性。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为家庭,人既由家庭获致人性,亦悉由父母所生,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弟的责任,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可见重点仍在个人,并不在家庭。儒家的家庭意识,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也不受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不论父子、夫妇、兄弟,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礼有义,秩序井然,才能叫做“齐”。

把“齐家”的道理应用到企业、国家,凡一组织,其上下(父子)、前后(兄弟)、左右(夫妇)诸关系,均能相互亲爱,则此一组织必富有团结力。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过这“五伦”而已。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则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

(三)决策的过程是:止、定、静、安、虑、得。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能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其所当采取的合理立场。陈大齐教授深研安的道理,指出人生的根本要求,即在人生的安宁。管理者任何决策,都应该以“实现安宁”为基本立场。但是安宁的情况,自其范围的广狭而言,有“寡安”与“众安”的分别;自其程度的高低而言,有“小安”与“大安”的差异;从其维持时间的短长来看,有“暂安”与“久安”的不同;再由其效果的虚实来比较,也有“虚安”与“实安”的差别。寡安不可害及众安,小安、暂安不可害及大安、久安,否则只是不安,不得滥称为安。

然而在久安、大安、众安、实安尚未达成以前,只要不是饮鸩止渴,暂安、小安、寡安、虚安亦有相当的价值,不可加以忽视。管理者决策之前,固然无法预知可以获得何种安宁。惟一的办法,就是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因为所系正大,乃是诸德成美的第一关。管理者所系正大,才成美德;所系不正大,则一切决策,悉成恶德。管理者要求成功,其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选用方法、决定手段的时候,务必留意“所系正大”这一原则,以此为起点,即为真正的道德管理。

管理者决心所系正大,便能有定,亦即意志有定向。所谓决策,就是为了达成安人的目的,从两个以上的替方案中,选择一定的方案。为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的,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以“股东的安”、“员工的安”、“顾客的安”与“社会大众的安”为定向,即可再进一步,将这些中间目的分为若干直接目的,从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取向,来探讨其利润、绩效、安全与责任。

依据管理者的定向,潜心研究有关的信息,此时心不妄动,自然能静。重视信息的时代,必定产生信息泛滥的流弊。管理者如果缺乏定向,面对杂多信息,势必不知所措而心慌意乱,无法潜心研究。

既能心不妄动而潜心研究,则管理者无论坐、卧、行、立,都能念兹在兹,筹思信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所以能安。管理者自身能安,生活正常,才不致因紧张不安而误导误判。管理者能够所处而安,则必思考精详,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所以说能虑。既思考精详,必可获致至佳至当、适时适切、能够安人的良策,便是能得。

管理者得到合理的决策,则一切事物的本末终始,无不了然,自可依其先后缓急,以厘定计划,再顺序执行,并适时加以考核,调整误差,获得安人的管理效果。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传之第四章举孔子谈论听讼为例,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只花三个月的时间,便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他的经验,要使那些没有真情实事的人,不敢陈说虚诞的言辞来控告别人,就不会再发生争讼。但这有赖于在上位的人,平时具有明德,足以畏服人民的心志。孔子认为惟有如此,才是息讼的根本。老百姓无讼,方得其安。而达成“必也,使无讼乎”的决策,则显然是“止、定、静、安、虑、得”的结果。

近代决策论者,指称管理的主要过程即是决策,赛蒙(H。A。Simon)甚至肯定管理就是决策。由于电子计算器与作业研究(Operationsresearch;OR)的进步,大大地增强了数据处理的技术。然而,无论决策如何走上定型化、自动化,管理者仍旧需要良好的决策能力,必须切实把握决策的正确过程,如图5(四)管理者修己,须合仁与知,而各得其宜。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管理者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大学三纲领中“明明德”的功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便是第二纲领“亲民”的发扬。而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表示每一阶段调整得恰到好处的状态,即系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境界。

家庭、企业、国家或天下,都是多数生命共同存在。个体或集体、人员或环境,无时不在动变。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虽可执中以应变,而动时必要摩擦,难免有所冲突。必须各别自动调整,以达共生、共存、共进化之效。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管理者与追随者,都应该修己。

我国伦理,以孝为中心。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不合伦理的,都成了不孝;合于伦理,则为孝。

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如何尽孝?古来的圣贤指示得很多,而且有一部孝经,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伦理的“伦”,原是人伦的略称,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按理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各有其应尽的责任与其应付的分际。双方各尽所能、各守所守,也就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有天伦之乐。孔子宣导“父父、子子”,原系双方并责,不偏责一方。但是天下父母心,除了极少数之外,总归是爱子女的。所以在齐家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注重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家庭中的修已,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

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受过孝道的陶冶。如果能够推已及人,拿事亲的道理来事奉长上,很容易做到。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究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未必能慈。我们惟恐部部属愚忠,所以孟子特别提示“事君的义不要顺”,他并且告诉邹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种“必待上先施仁,而后回仁”的“居上先施律”,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

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而,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又从那里入手呢?中庸说:“修身以道。”管理者要以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则修己,必须实践大学之道,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的“格”字,是“彻底研究清楚”的意思,“物”含有事与物,“格物”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亦即朱子所说“即物而穷其理”。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然后各种人文、社会、伦理道德,一旦豁然贯通,知识无所不极尽,即为“致知”。但是,现代知识爆炸,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惟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始终未敢自以为是,因而意念真实无妄,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一端”,推广、广充到全体,以收“致曲”(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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