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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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2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9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武力入侵日本，即为历史上著名的“黑船来日事件”。日本幕府当局被迫于3月31日同佩里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外国货币可以在日本自由流通，日本幕府与各藩制造的货币可以自由输入输出和自由铸造，但是，日本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易时只能用外国货币支付。实际上，日本货币已被边缘化，日本政府也丧失了货币自主权。
由于日本金银兑换率是1∶5～1∶6，国际兑换率为1∶15，结果，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外国金融家在香港将其他国家的银币熔解重铸成日本银币，与日本金币兑换。不仅如此，日本优质银币也大量外流，1869年横滨正金银行一个月输出的银币就有200多万枚。
日本原先的货币信用体系崩溃瓦解，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857～1867年，日本物价上涨了7倍左右。幕府政府和各藩财政收入面临枯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举借外债勉强度日。从黑船来日开始到明治维新之前，仅276个藩中的37个藩就向欧美金融家借款400万日元。控制了一国的国债就控制了这个国家。丧失了金融自主权的日本政府完全被外国人控制，尤其是英国人。当时在日本的外国金融机构的主力是英国银行。
幕府最终统治者井伊直弼并未奋发图强，反而成为外国势力在日本的总代理人。他压制各地诸侯，规定出口商品只能通过幕府控制下的江户商人同外国商人交易。这激起了日本各地诸侯和中下层武士组成的以高杉晋作为代表的“倒幕派”的不满与反抗。像三井家族这样首鼠两端的大商人一面支持幕府，一面却又给“倒幕派”提供资金。不管谁输谁赢，他们都能捞取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好处。在大商人与地方诸侯的支持下，“倒幕派”四处斩杀幕府官员和欧美人。
同样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与金融霸权，中国与日本所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强大的八国联军横扫北京，而对日本只是派了十几艘军舰炮轰了事。在欧美人看来，中国的人口和国土与整个欧洲相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在世界之时，便是它们衰败之际。而日本则不同，日本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对欧美列强没有颠覆性的威胁。树大招风不是好事。大象在猎人的眼中是美食却无法保全生命，蚂蚁毫无价值却能苟且偷生。
日本财团的兴起
1868年，鸟羽伏见战役爆发，幕府军队被拥戴天皇的政府军队击败，幕府政权彻底瓦解，“倒幕派”胜利。同年，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一向遵从“事大主义”，面对强者俯首帖耳，面对弱者则横行霸道。就像1000多年前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一样，大量的“遣英使”被明治政府送到英国学习。包括武士阶层在内的全体日本人也鸟枪换炮，开始剃发易服，摇身一变成了现代人。
然而，明治政府却面对着幕府遗留下来的金融烂摊子。市面上有高达1。46亿日元的种类庞杂而混乱的欧美诸国、幕府和各藩发行的金银铜各色货币在流通。非常幸运的是，1866年，在日外国银行纷纷倒闭，国外金融资本逐渐萎缩，未能彻底渗透日本。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并筹措维新经费，明治政府于1868年2月开始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太政官纸币”。太政官纸币按照全国粮食产量一石一两的比例，短短3个月就发行了4800万两，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各种货币，成为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
1873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规划日本经济与产业政策，大藏卿大隈重信执掌财政金融大权。内务省是天皇的幕僚机构，内务卿是天皇第一顾问。大藏省是日本的财务部，主管财政、金融和税收，大藏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大隈重信便是与袁世凯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始作俑者。大隈重信认为，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黄金外流，因此要以出口为导向，振兴日本民族产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如果要殖产兴业，必得由政府来筹集资金，打通金融渠道。
1876年8月，在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国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必须不以金银等硬通货而以太政官纸币为存款准备金。没有硬通货作保证，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到1878年年底，银行券发行量达到1。65亿日元，纸币币值连续跌落。实际上，大隈重信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他不过是有意通过不可兑换的纸币搜刮民间财富，将其转移到政府手中，为明治维新的各项事业积累资本。
此外，他还大借国债达1。74亿日元。1870～1872年，大隈重信通过英国金融家，以海关收入和铁路收益为担保，发行了100万英镑、年利率9％的国债作为建设资金，建设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的铁路。此后，又通过类似方式，开通了大阪至神户、大阪至京都的铁路，将日本政治、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城市连为一体。
日本的纸币和美国林肯总统的绿背美元一样，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通过这种信贷工具与外债，明治政府拥有了足够多的可以扶持官营工业的资金。饱尝西洋人坚船利炮之苦的日本人认识到近代化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乎，以机械化为核心的日本工业近代化应运而生。
在近代商业与炮舰俱进的时代，巩固国防之本在于引进近代化技术的洋枪洋炮，要引进洋枪洋炮，兵器制造的国产化则必不可少。要引进近代化机床、钢材等设备材料，就会因为入超引发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产业技术，生产出能够赚取外汇的国内产品。为此，就需要在国内生产出用于加工产品的机床和钢铁。在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官营工业以强兵为目的，以军事机械工业为核心，以矿山、铁路、造船和钢铁等重工业为重点，同时推进邮政、通信、化工和农业等产业。殖产兴业政策卓有成效，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队的大炮基本实现国产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须进口。
1883年，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议，明治政府仿效英格兰银行，创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政府只拥有日本银行一半的股份，其他都归日本大企业、大商人所有。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有硬通货做准备金，此前发行的各种银行券和货币均由日本银行统一兑换和注销。没过多久，日本货币流通均被日本银行发行的新货币垄断，不仅通货膨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而且其他银行逐渐转变为受日本银行管理的商业银行。日本货币信用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趋完善。
日本重工业形成规模之后，明治政府开始将官办工业几乎无偿转售给民间富豪家族，来培植大财团，建立巨大的企业复合体——“株式会社”。股份在日语中叫“株”，如一股，日本叫做“一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日本股份公司的始祖是涩泽荣一。涩泽荣一原本在大藏省幕僚机构“改正挂”担任挂长，相当于现在的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参与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的规划。
后来他弃官从商，创办并完全控制了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首家股份制企业。日本早期出口创汇的支柱之一是生丝生产，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占日本出口金额的30％。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往往寻求欧美金融家的资金支持。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完全被外国人掌握。1881年，横滨生丝批发推销商联合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筹资500万日元鼎力相助，将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夺回到日本人的手中。
除了第一国立银行外，涩泽荣一还参与建立了500多家股份公司，成为日本株式会社制度的祖师爷。在他的推动下，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随着株式会社的普及，明治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逐渐培育出十几个大财阀集团，其中最大的四家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三井一直居日本财阀之首。在日本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曾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并为军队支付过军饷。明治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便让三井家族掌管政府资金——官银出纳和汇兑，其还获得发行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特权，大获其利。1876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银为基础开办起三井银行。接着，三井又开办起三井物产公司，并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1910年，在发展军需品大发横财的基础上，三井成立了名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过该公司，三井向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投资，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形成三井财团。直到今日名企业索尼、丰田和东芝仍属于该财团。
三菱起始于岩崎弥太郎创立的三菱商会，之后获得了政府的保护，从而得以独占日本的海运业。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其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经营大权。岩崎弥之助将公司改名为“三菱社”，并将1881年收购的高岛煤炭和1884年租借的官营企业长崎造船所（后发展为三菱重工业）作为其核心产业。1893年，三菱社改组为三菱合资会社。该公司后通过持股方式设立了众多子公司，逐渐进入造船、采矿、造纸、铁路运输和贸易等行业领域。
住友在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机械后生产能力得到大幅飞跃。在吸收西洋技术来不断扩展铜产量的同时，机械工业、石炭工业、电线制造业、林业等关联事业也相继得以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以矿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大财阀。
安田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63年以25万两黄金为资本，在东京开办“安田屋”钱庄，发展顺利。1879年，安田经政府批准，以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包括几十家企业的大财阀。1966年，安田被改组为富士财团。今日日本著名的日产汽车、日立、佳能、富士银行和札幌啤酒均属于该财团。
日本财阀形成后，不仅逐渐将国家经济主导权与金融主权从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夺取回来，还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任何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原料、能源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夺取殖民地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日本尚无法与欧美列强相抗衡，于是只好将目光转移到近邻的老大帝国的身上。
清朝：金融主导权的丧失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形成了强大的财阀集团，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金属、机械、造船和纺织等也逐渐兴起。与此同时，日本早在1878年便模仿德国成立日军参谋本部，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地理、人文和军事状况，为中日之战作准备。
与日本类似，大清政府并未自甘堕落，也在开展洋务运动，寻求自强之道。中国“海归”之父耶鲁大学博士容闳1863年向曾国藩的谏言极为高明——“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满清官僚与以容闳为技术支持的海归们以更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大清近代化工业。1865～1894年，共创办了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75个制造业工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其中最大的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一个月只生产100支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还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制造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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