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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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远非单纯‘分裂’的
①引自Ｊ。霍华德（Ｊ。
Ｈｏｗａｒｄ）等编《社会学的激进观点）
（纽约，１９７０年）
，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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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因素’，它可以实现群体中及其它人际关系中许多确定的功能：例如，它会有助于保持团体的界限，防止成员退出团体。“
①
事实上，科塞力图使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冲突在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冲突有助于社会整合。这既是“复兴”冲突论，但又不抛弃功能主义的框架。
科塞的特点在于他力图在个人的愿望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性质中寻找冲突的根源。他感兴趣的是社会冲突之于社会结构的后果，而不是相反。尽管社会结构决定了冲突的表现形式及解决方案，冲突的根源须在别处寻找。科塞并不重视对立团体利益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社会冲突理论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有关冲突强度及影响的研究，是科塞冲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假设。
第一，涉及到与作为社会关系根据的基本假设不相矛盾的目标、价值与利益的内部的社会冲突主要具有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积极功能。
第二，那种斗争的党派不再享有作为社会体系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的内部冲突则对结构造成威胁。
第三，团体的关系越紧密，冲突的强度越大。在其成员全人格地介入并且冲突受到压制的地方，冲突一旦爆发，很可能会成为危及成员关系的根基的冲突。
第四，在其成员只是部分介入的团体中，冲突很少是破
①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纽约，１９６４年）
，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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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性的。冲突在这种团体中常常具有减压阀的作用。
第五，在结构松散、灵活、异质性高和功能互补性高的社会中，冲突较频繁，而其强度则相应较低。它把不同的观点分散在不同的问题上，不会把分歧集中在一个断裂点上；也不致于使冲突一发生就集中在核心价值上。
第六，使冲突常规化、制度化，有助于各团体及人们之间的妥协、调和与团结。允许冲突存在并使之制度化，给社会带来震荡最少，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
①
（５）科林斯：可欲资源与冲突利益
科林斯运用冲突的观点对现代复杂的组织、国家、分层等现象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科林斯相信社会学确有一解释原则的坚实核心，但它首先是包含在冲突传统之中的。科林斯并未提出一个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概括性的冲突理论。他根据各种团体在利益、社会位置、可利用的资源和选择等方面的冲突这样一个一般假设来分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他并未特别钟情于几位社会冲突理论先驱者中的任何一位。他同样接受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舒茨及戈夫曼等人的影响，他也汇合了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和俗民方法论的观点，力图提出一种社会冲突的综合理论。他的目标在于：采用马基雅维里的一般观点，而不只是他为佛罗伦萨设计的纲领；尼采与弗洛伊德的主要洞见，但没有他们的生物主义与泛性论。
冲突论是没有君主的马基雅维里；没
①参阅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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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心论的韦伯；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时尚的弗洛伊德——最好说是恢复其尼采的历史学假设的弗洛伊德。
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将社会学中解释性成就的主要线索纳入视野之中。
①
根据科林斯，“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冲突的主要基础是暴力与强制。这是一种潜在的根源，是一方受益另一方则受害的状况。在任何社会中，可欲物，如财富、权力、声望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与有差异的。不平等的制度将社会划分为各种等级，个人按等级获得一定量的可欲资源。为了获取更大的份额，在各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就会发生持续不断的竞争。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其所能得到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科林斯看到，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追逐其自身的利益，利益争夺的情况内在地是对立的。
“这里有三条线索：人生活在自己建立的主观世界中；别人手里牵了许多条线控制了一个人的主观经验；为了控制而有频繁的冲突。
生活基本上是为地位而展开的斗争，这些地位决定了没有人可以对他周围他人的势力毫不在意。
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在利用所能得到的资源以使他人为他得到特定环境中的最好可能的局面效力，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能理解大量的分层情况的指导原则。“
②
概言之，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诸如财富、权力、声望
①引自阿兰。威尔士（Ａｌａｎ
Ｗｅｌｓ）
编（当代社会学理论》（圣莫尼卡，１９７８年）
，第１７０页。
②科林斯：《冲突社会学》（纽约，１９７５年）
，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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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有价值的可欲物的不公平分配。个人力求占有最大份额的匮乏资源。那些占有较大份额的人，竭力巩固他们的地位，无限扩大他们的利益，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力来支配制度性结构性的安排，但无人喜欢被统治，必定反抗这种臣属关系，这就导致了冲突。科林斯给他的冲突模型引入许多变量：冲突的根源，社会地位，人们从属的团体，他们的能量及人际间相互吸引的强度等。他还把这一模型运用到组织、国家和社会分层理论上，认为“组织最好被理解为冲突利益的角斗场”
；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
；而社会分层的特征则是“各种支配关系的”体系。
（６）达伦道夫：权威关系
达伦道夫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但他积极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他在美国暂居期间，还用英文撰写和改写了他的有关阶级和阶级冲突的著作（《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斯坦福大学，１９５９年）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他与科塞、科林斯等美国冲突论的社会学家放在同一章里来讨论。
在５０年代末期，达伦道夫不断猛烈抨击功能主义者的均衡论、整合论的乌托邦观点，认为他们提出了一种过于统一、整合与静止的社会观。但他没有像科塞那样借助齐美尔的冲突理论，而是将马克思（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韦伯）的见解纳入自己的冲突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辩证冲突论的理论模式。
这种观点是否比它所批评的功能主义对社会过程的解释更有效，许多作者对此是心存疑虑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对过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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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合的帕森斯主义所作出的某种重要的纠正。
达伦道夫也把冲突理论看作是一种局部性的理论，他似乎并不决意用冲突模式取代功能分析模式。他的意图是要保证这两种分析的同等的效力。他说“社会有两副同样真实的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副是变化、冲突与强制。”
①他认为现今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前者，因此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后者的研究，制定一种社会冲突的理论，它对于解释社会变迁是必不可少的。
把冲突与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达伦道夫与此取径的许多其它作者的特点。他后来的观点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也可以分析一些事物，但冲突理论可以分析得更好。
达伦道夫的社会观基于下列假设，它们与功能主义依据的假设截然对立；（ａ）
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无处不在；（ｂ）任何社会无时不经历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无时不在；（ｃ）社会中的每一种要素都对它的变化有贡献；（ｄ）任何社会都基于其一些成员对它的另一些成员的强制之上。
②他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因它把社会的均衡的一面当作唯一的和全面的社会图景。冲突理论旨在回答是什么因素破坏了社会的平衡并导致了社会的变迁。达伦道夫强调变迁的原因必须在社会系统内寻找。因此，
①达伦道夫：“走出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重新取向”
，载科塞等编《社会学理论读物》（纽约，１９６４年）
，第２２５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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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出一种模型，它使社会冲突的结构性起源变得可以理解。这只有在我们把冲突理解为社会群体中的各种斗争时才有可能。……根据这一假定，特别要提出三个冲突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１）冲突的群体如何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
（２）这类群体中的斗争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
（３）这类群体中的冲突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中的变化。
①
达伦道夫按马克思的阶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的思路来回答上述问题。但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区分的基础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思想，他提出，阶级划分有一个新的基础，这就是统治者与服从（统治）者之间的权威关系。一些人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一切社会组织都基于上层地位与下层地位的区别之上，“在一强制统合起来的群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中的每一种地位都可被认为不是属于统治的群体就是属于被统治的群体。“
②功能主义的社会体系的生物有机体类比就被这种“强制统合起来的体系”的概念取代了。这个取自韦伯思想的概念，其实是“权威”或“权力”体系的一种繁复的说法。正是这种权威体系导致了社会内在冲突的条件。
执掌权力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
但
①同上，第２１８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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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可以是明显的，即被明确认识到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即未被明确认识到的，它们是客观利益，是人们所承担的角色所固有的，这样，人类社会遂形成各种潜在的冲突群体，它们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群体，而仅仅是准群体（ｑｕａｓｉ
ｇｒｏｕｐｓ）
，当潜在利益发展为明显利益时，准群体就变为群体，利益群体之间为保持或改变地位、现状的斗争便随之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或快或慢地将发生变化。准群体到明显利益群体的过渡，类似于马克思的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
的过渡，达伦道夫认为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社会中，一旦利益的对立被认识到，就必须通过制度化调节冲突”
，①例如，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要通过工会而制度化。
反过来，工会将成功地从事冲突活动，这种冲突会带来法律和经济领域的变迁，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引起相应的改变。新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就是通过阶级冲突制度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所产生的。
马克思、达伦道夫都把社会冲突视为结构性的，都把阶级斗争放在其理论的重要位置上，难怪达伦道夫常被人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俩的分歧大于其相同点。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及斗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的经济关系；达伦道夫则归之为权威关系，并把这种统治—服从的权威关系模式运用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或组织上，这样，一个处在服从者地位上的个人在另一个群体中或许可能是掌权者。马
①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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