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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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他人为目标”的原则表现了社会行动的交互性原则，此外，韦伯还试图在主观意义的行动之间建立起客观的、普遍的社会联系。韦伯以如此迂回的方法来肯定“普遍的事物”的存在。在韦伯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表明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的事物”意味着什么。
“普遍的事物”仅在为各个个体所认可，并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规定方向的限度内才是存在的。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实体是不存在的。未赋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１２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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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观意义的和非交互性的集体现象也非社会行动。
例如，两辆车偶然相撞的事件不能视为社会行动，仅在事故发生后两位车主的互相争吵或友好商谈才属于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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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韦伯将社会行动规定为包含各种动机和情感的意向性的和价值取向的行动，这意味着人们是根据由其价值态度所确定的世界与他们的意义关系来采取行动的。韦伯认为，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委身于何种价值完全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有关。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的行动是受价值支配的。因此，必须从价值这个维度去发现和理解社会现象。
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研究者对题材的选择，在韦伯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同样属于意向性的社会行动，研究者总是最关注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还因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中所存在与发生的每一个现象，必然有一个题材的选择与材料的组织整理的方法论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李凯尔特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区别的。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是理解个别的事件和人物，但历史学家为什么选择此事此人而非彼事彼人作为研究对象？李凯尔特提出价值关系的概念。历史学家的选择依据历史事件及人物与某种价值的关系。韦伯将“价值关系”作为
①参阅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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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选择题材组织材料的方法，这一思想无疑是从李凯尔特这里继承得来的。所不同的是，依李凯尔特的观点，使某个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不是某一学者认为他有价值，而是他与普遍承认的文化价值有关系；而按照韦伯的看法，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影响着他的选择，而这种价值也非李凯尔特的那种超历史的客观化的东西，而是某种历史时代的目标，是时代所固有的兴趣。
“‘属于价值’的说法指的仅仅是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兴趣’作哲学的解释，这种兴趣指导着经验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处理。”
①总之，对题材的选择与对材料的整理是与价值相关的，否则，面对社会事实我们是又聋又瞎。
“对我们来说，经验实在成为‘文化’，仅仅是因为我们使之与价值观念相联系。只是因为与价值关联着，实在的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才变得具有重要性。”
②没有什么社会事实本身是重要的，它们变得重要是由我们的价值选择决定的。
价值关系仅仅意味着研究者须从价值的维度来选取主题，并把人们的行动与人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目的”联系起来考察。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的中立，也就是说，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题材，就绝不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研究方式和对经验材料的解释中去。他必须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走向事实与逻辑导引的结论上去，而不论该结论对他有利还是不利。研究者在从事科学工作时
①韦伯：《科学论文集》，第４９７页，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２７２页。
②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１９４９年）
，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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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受“科学内的禁欲主义”精神所支配，而决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
韦伯继承了新康德主义关于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分的观点，科学无权也不能评价目的、价值。从“实然判断”推不出“应然判断”。一种经验性的科学决不能劝导任何人应该做什么，尽管有时它会有助于人们弄清自己能够或希望做什么。韦伯用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这对概念，力图解决人们熟知的一个矛盾：热衷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一定不能是公正客观的。但是认为宗教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人，永远也不会深刻理解宗教生活。
“要真正懂得人类就必须关心人类所经历的事情，但要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答案，回答历史人物出于激情而提出的问题，还必须不顾自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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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解释性的理解与因果性的说明韦伯认为，必须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又一区别。由于社会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意向性，因此，只有把人们的行动与其对意义、价值、生存的总观念联在一起才是可理解的。
也就是说，理解（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社会学强调寻求推动历史行动者行动的主观意义。
韦伯的理解观点主要得益于狄尔泰与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８３—１９６９）。
狄尔泰主张历史领域的认识应要求有一种设身处地的、移情的体验，深入到对象中，或使对象成为自身体验的一部分。雅斯贝尔斯区分了解释和理解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落体原理解释下落的石块，而无须附加上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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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或“目的”的概念。但如童年时的经历与后来的精神病状之间的联系，就只能通过深入的理解去把握。韦伯同意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但他既反对把理解按狄尔泰的非理性主义的方式归结为心理学的内省或体验，也反对把理解与因果说明对立起来。
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进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解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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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区分了可观察的理解与解释性的或动机的理解。前者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被观察者的行动的意义通过一些逻辑的心理的证据就能为观察者所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了解行动的意义，只要观察人的行动就足够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理解了表情、姿势和数学演算。韦伯认为，这种理解对应于对人的行为的理解的最初级的水平，尽管它要求观察者具有一定的知识，而不能单靠直觉来达到。解释性的理解代表了对人的行为的较高层次的认识。它并非以揭示行为本身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旨在获得有关指导行动者的动机的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不是要知道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件事。例如，我们在森林中看到一个人在砍柴，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挣钱谋生，或为了给自己准备过冬的燃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的既是行动的意义又是行动者的意图。砍柴人的行为也许纯粹是迁怒的或撒气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的意义与行为者的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１２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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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不一致的，或者不妨说，我们须从行为者加诸行为的主观意义来理解行为。
理解社会学不仅要理解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而且还应说明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决定人们的行为。
换言之，社会科学在用解释性的理解方式了解社会现象的同时，还须从因果关系上说明这些现象。因果分析是确保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程序之一。
与传统的因果观不同，韦伯是用或然性、可能性、机遇概念来表述因果关系的。首先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整体决定整体，或部分决定整体的关系，而是部分对部分的关系。
历史学的因果性要确定一个事件之所以产生的特殊环境。社会学的因果性则表现为确定两个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必是“Ａ必然导致Ｂ”的形式，也可以是“Ａ或多或少有助于Ｂ的产生”
的形式。
由一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决定整个社会，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论它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
其次，组成历史总体和社会总体的因素极其众多，要找到其全部确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而是能动的、积极的行动者，他的选择范围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历史变化的方向事先无法确定。韦伯认为，应用思想的实验可以使人较容易探讨历史文化领域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未发生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如果结论是仍然会发生，那么就可把暗杀事件从大战的原因中排除。我们还可以问，马拉松战役是不是希腊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波斯征服了希腊会怎样，同时观察一下希波战争发生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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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本土发生了些什么。这种思想实验可使我们确信，假如希腊在这次战役中失败，那么波斯人就会扶持和利用希腊土生土长的神秘宗教以作统治工具，扼杀思想自由，建立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社会。由此我们可以说马拉松战役作为希腊城邦独立的保证，是理性文化的必要原因之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次大的事件的不同结局，甚至可以决定全部文化的走向。
“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恢复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有利于表明历史进程并非事先确定的，有作为的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
①最后，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双向的、反馈的与多重的关系。例如，在一种意识的内容与该意识的倡导者的物质利益之间可以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
，但不存在预先确定的和谐关系。
把从利益角度所作的解释与从思想角度所作的解释对立起来，在韦伯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支配我们对利益的认识的是思想，甚至是超验的或宗教的思想。
（ｄ）理想型与社会行动类型将理解方法与因果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学个别化方法与社会学类型学方法结合起来的概念工具，就是韦伯的理想型概念。
阿隆与科塞都认为理想型是韦伯认识论的中心的、关键的概念。理想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思维的建构：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并按上述片面强调的观点将这些现象安排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去，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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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形成一个理想型。就其概念的纯粹而言，我们在经验现实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这种精神的构造。这是一种“乌托邦”。在每一种情况下，确定这种理想构造接近或离开现实的程度，乃是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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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不是指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
，或平均状态。它只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如同“理想真空”
、“经济人”
、“道德人”等典型化概念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现实中。
理想型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一种判断的尺度以及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它使社会或历史的材料变得更易理解。
例如，资本主义的含义从来也没有象在社会学的概念中这样清晰明白过。理想型展示的不是事物所是的样子，而是其所可能的样子。它是从可能性中认识事物。由于三个原因，没有什么具体的现象精确地对应于一个理想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