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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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八句是感想。“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万化”，万物的变化。“寻绎”，连续不断。这是指上面所写的那些变化。于是自然联想到人生，人生岂不忧劳呢？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自然易于衰老了。（《秋声赋》）万事万物都在生生灭灭，人也如此，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一天，死生的大哀曾纠缠过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陶渊明也不例外；何况今天是重阳节，这是个吉利的日子，九月九象征长久，这就更能激起他的忧生之嗟了。所以下面他说“念之中心焦”，这个“焦”字把那无可名状的痛苦表达出来了。写到这里可以说他的心情是极不平静，但他又是个通达的人，他不会像阮籍那样作穷途之哭的，他是有控制自己情绪的精神支柱：委运任化，顺乎自然。下面他写道：“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他说，什么才叫我称心如意呢？还是喝酒吧。千年的变化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还是来歌咏（通永）今朝吧。执着于“今朝”，把握这可以把握的实在的人生，这样他就可以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了。这里他似乎是在“借酒浇愁”，但并不怎么勉强，重阳节的习俗就是喝酒，这个应节的举动正好作了他消解万古愁的冲剂。
陶渊明写有两首重九诗，意思差不多，写法不太一样。这首写景占有较多篇幅，写景也较细致，这是后半抒怀的出发点；另一首以感慨为主，中间只有四句写景的穿插。比较起来，这首诗要显得自然平和些。
作者：汤华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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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是体现陶渊明躬耕思想的重要诗篇。“庚戌”即晋安帝义熙六年（410），这年陶渊明四十六岁，是他弃官彭泽令归田躬耕的第六年。“西田”就是《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西畴”，大约在陶渊明“园田居”的西边。旧历九月中收稻，应是晚稻。题中“早稻”二字，近人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说：“一本‘早’是‘旱’字。”按《礼记·内则》已载有“陆稻”，唐孔颖达疏：“陆稻者，陆地之稻也。”宋末戴侗《六书故》植物部：“稻性宜水，亦有同类而陆种者，谓之陆稻。今谓旱稻。南方自六月至九月获。北方地寒，十月乃获。”故“早稻”应作“旱稻”，“早”字当为“旱”之形误。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人生的终极归依是道，衣食则是人生之前提。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怎么能够不经营耕织，而追求自己的安逸呢？在陶渊明，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下边，便转说自己耕种收获之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从开春就下田从事耕种，到秋天，终于有了一番还算可观的收成。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的欣慰之情，是多么真实，多么淳厚。“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回顾春天耕种时节，从大清早就下田辛勤劳作，到日落后才扛着农具回家。“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看来是拈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这便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见《群书治要》引《帝王世纪》，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已引，文字略有不同。）“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呵。四十六岁的陶渊明，显然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田家难道不苦？够苦的了。可是，我不能够推卸这稼穑之艰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陶渊明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陶渊明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肢腰身诚然疲惫，但是归田自食其力，庶几可以免遭异患。“异患”，指人生本不应有的忧患，甚至祸患。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陶渊明看来，当然也是一种异患。在那政治黑暗、充满屠杀的时代，唯有弃官躬耕，才能免于异患。陶渊明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收稻归来，洗手浴面之后，在自家屋檐下休息，饮酒，很开心。这幅情景，在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都是亲切、熟悉的。陶渊明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不过，陶渊明毕竟不仅是一位农民，他仍然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沮、溺，是春秋时代的两位隐士。《论语·微子》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从这一记载看，沮、溺之心意，乃有三点：一、滔滔者天下皆是，言时代黑暗。二、谁以易之，言无可改变。三、岂若从避世之士，言应当归隐。陶渊明自言与沮、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我也无所怨尤。陶渊明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陶渊明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陶渊明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语言平淡是一如其故，意蕴则无限深远。陶渊明自幼爱好六经，敬仰孔子。孔子教导士人以天下有道为己任，积极入世。陶渊明选择了长沮、桀溺式的人生道路，这意味着与孔子发生一定的疏离。这在陶渊明，有一个矛盾痛苦的心态变化过程。事实上，为了最终抉择弃官归田，他曾经历了十三年的曲折反复。而此诗，则说明在归田五、六年之后，他的心灵里也并不总是那么平静单纯。不过，此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陶渊明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在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作者：邓小军
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一）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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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诗二十首》是陶渊明的重要代表作。旧说多认为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416）、三年间，王瑶定为义熙十三年（见所编注《陶渊明集》），可从。按据原诗第十九首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终死归田”指陶渊明义熙元年（405）辞彭泽令归隐，再经一纪（即十二年），正好是义熙十三年，时作者五十三岁。或据第十六首“行行向不惑（四十岁称为不惑之年），淹留遂无成”，并将第十九首的“终死归田”解为陶渊明二十九岁辞去州祭酒职归家，当时他行将而立之年（三十岁），再加一纪为作诗之年，因而认为此诗当是义熙元、二年作者四十一、二岁时作。实则“行行”句系回忆过去情事，并非写作此诗之年，而陶渊明辞去州祭酒职以后，又曾几次出仕，也与“终死归田”不合，也就是说，“是时向立年”同“终死归田里”讲的不是一回事。此诗写作时，正是晋宋易代之际，故前人称这一组诗为“感遇诗”（见明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载谭元春语），充满了对时势和作者身世的感慨。
序文说明作诗缘起，旷达中透出悲凉，文笔绝佳。“比”，近来。“比夜”一作“秋夜”。“顾影”，望着自己的身影。“顾影独尽”即作者《杂诗》“挥杯对孤影”之意。“辞无诠次”是说言辞没有选择、次序，意谓率意成篇，是不经意之作。据诗序“比夜已长”，“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一组诗当是同一年秋夜陆续所作。各首在写作的当时，虽然只是根据彼时的感触，直书胸臆，并无预先的规划，但在最后编排时，却照顾到了前后的联系，全组的结构，相当谨严。组诗虽然只有九篇直接写到酒，但所有各篇都是酒醉后的感想，故总题为《饮酒》。饮酒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酒后作诗是在书慨。梁昭明太子萧纲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集序》）清人方东树也说它“亦是杂诗，……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阮籍）《咏怀》，杜公（杜甫）《秦川杂诗》，退之（韩愈）《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昭昧詹言》），所论极确。
“衰荣无定在”为原诗第一首，写衰荣无定，世事不常，应当达观处之，饮酒自娱。这是整个组诗的总纲。
开头两句就提出一个富有哲理的问题。“衰荣”犹言盛衰。“荣”本意为草木的花，引申为繁盛之意。“彼此”即指上句的衰、荣。宇宙万物，社会人事，莫不有衰有荣，衰荣二者，紧密相连：有荣必有衰，有衰必有荣；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的衰，也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的荣。诗中衰荣并提，重点则在由荣变衰。下文紧接着即引人事申论之。
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秦东陵侯召（邵）平，秦亡后沦为平民，家贫，在西汉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城东种瓜，瓜美，时人称为“东陵瓜”。诗中的邵生，即指召平（召、邵古代本为一姓）。当邵平在瓜田辛勤种瓜时，同他在秦代为侯的朱门甲第，高车驷马，钟鸣鼎食，奴婢如云的富贵荣华、声势显赫比较起来，何止天壤之别！“宁”，岂、难道。用反诘表示否定，可以使语气更加强烈，更能加强感叹的意味。邵生之不能长久富贵，犹草木之不能长荣不枯。邵生如此，类似邵生的公侯将相，不知有多少；进而言之，王朝的兴衰，不知搬演了几多回。作者写此诗时，东晋王朝经过司马道子乱政、孙恩之乱、桓玄篡逆，已经摇摇欲坠，此诗写作后不久，刘裕即代晋自立。就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晋的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样的官，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落。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