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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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一价定律：不存在的理想状态

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认为，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如果以同一种货币计价，其价格应是相等的。这个观点被称为一价定律，也叫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从该理论看，价格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各国通过汇率折算之后的标价是一致的。若各国间存在价格差异，则会发生商品的国际贸易，直到价差被消除，贸易停止，这时才达到商品市场的均衡状态。例如，当1美元等于7。8元人民币时，在美国卖1美元一件的商品在中国就应该卖7。8元人民币一件。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该件商品被高估或低估，都会引起该商品在两个市场间的贸易，直到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一致为止。

从该定律的表述上就可以知道，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一价定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国的产品在欧美发达国家常常被告倾销，说我们（W//RS/HU）卖货卖得太便宜。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便宜卖货竟成了罪过。但规则如此，我们不得不去应对。因为对方拥有他们的土地，当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由“自己人”生产、出售某种产品以维持生存、发展致富时，你用更便宜的价格到他们的土地上争夺他们的顾客，对方当然会非常恼火。而我们之所以对进口汽车征收高关税，目的同样是为阻止他们完全占领市场，以争取时间保护、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

每个人都会试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国家也同样如此，只要人们还存在私心，只要每个国家还企图阻止比自己有优势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贸易壁垒就不可能完全消失。每个国家都要打自己的小算盘，都想自己的产品畅销世界各地，所以明的、暗的各种手段都会用上，均衡状态也就不可能出现。

但是，理性的人都知道，一价定律如果真能实现，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的最佳状态。一价定律表面看上去有些“小国寡民”的意思，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的产品价格都一样，所以没有必要贸易，大家自给自足就可以了。其实，所谓的均衡状态不是没有贸易，而是完全遵循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贸易。各国从事自己相对最有优势的生产，然后彼此满足不同产品的需求，从而达到人类最佳的生产效率状态，大家负担的都是最低成本，获得的都是最佳产品。这样一个大同世界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性认知，所以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来看，大家正朝着一价定律的方向前进。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这种理性认知的产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宗旨是：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长；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服务；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大幅度削减和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并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这个宗旨可不是胡乱写着玩的，它完全是遵循一价定律为贸易指明的方向而定。如果真有一天一价定律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世界贸易组织一定是最大的功臣。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希望一价定律能够实现的，这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要实现一价定律无疑还需一段遥远的不可估量的漫长时间。

96。全球化链条定律：市场行走的秩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化”这个名词几乎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当然，最基本也最经常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词还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法则。

什么是全球化链条定律？不妨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有一部科幻小说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N年后，人类开始移民月球。开拓者们携带着先进设备和必需的工具登陆月球，还带来了各种植物和牲畜甚至小小的蚂蚁。几年过去了，这个离地球38万公里之遥的“生物圈”内，植物繁殖效率低下，动物吃不饱，连带人类也开始饿肚子。最后查明的原因竟然是：当初忘记带蜜蜂了。

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提醒那些被利润冲昏了头脑的企业，不要忘了带“蜜蜂”。全球化链条定律是跨国企业们一直遵循的定律，即追随你的客户和他们的全球协议伙伴。但是，进入一个市场不能一股脑地蜂拥而入，因为这样很难避免落下“蜜蜂”，从而导致大家都吃不饱。所以，企业要“一串一串”地梯队性进入新市场，最终形成“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网”，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类似于本土的商业环境。因为只有在如此链条清晰、没有断裂的“生态”环境中，大家才能如鱼得水、活得自在。

就拿进入中国市场来说。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最有潜力超越美国的市场，相信没有一家公司不眼红、不着急，然而要想在中国发财，终究要按捺住性子，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接起来。我们可从上海顶级写字楼的“易主运动”中看出些端倪。

南阳路，在上海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马路，但上海人大概都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十几年前，上海商城在这个区位拔地而起，并成为顶级写字楼的典范，随即引领跨国制造业巨头们集体入住，一时间风光无限。

然而，十多年形成的格局，从2005年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2005年年初，日化巨头联合利华将总部从有着世界百强聚居地之称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搬出，三易其地后落户远离市中心的虹桥临空经济园。此举就像引燃了导火线，跨国公司总部迁徙的事情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飞利浦照明离开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商圈转至漕河泾开发区，阿尔卡特从市中心的时代广场迁往浦东张江集电港。此外，搬迁总部的还有像3M、英特尔这样庞大的制造业跨国组织……然而在制造业巨头纷纷“倾剿”之后，却迎来作为产业第二、三链条的银行等服务机构入住的高潮。

为什么在以制造业转移为特征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尝尽甜头的跨国公司，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最有价值的城市中心？“并不是这些公司付不起租金，而是与不断攀升的租金相比，制造部门创造利润和附加值的速度实在太慢。”是呀，最先追随客户和合作伙伴而来的必定是制造业这个第一链条，而当这条链子牢固以后，利润率更高、附加值更大的第二、第三链条才会接踵而至，他们追随着作为他们客户的第一链条企业来到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

2005年底，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对上海主要商务区的调研显示：以咨询业、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工程业为主的服务业（其中75％以上为跨国企业），占据的甲级写字楼比例已经达到了54％。从那时开始，跨国公司为它的“中国式存在”换上了服务业的“套装”，链条就这样一环接一环地扣紧，蜜蜂已经开始传播花蜜。

97。里昂惕夫之谜：无法解释的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举成为超级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是根据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赫—俄模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理论，资本丰富的美国定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而，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论文指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品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此文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这个反对赫—俄模型的观点进而被冠以“里昂惕夫之谜”的称号，也称“里昂惕夫反论”。

里昂惕夫没有放弃，而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并在1956年发表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无法接受赫—俄模型被推翻，所以一定要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于是劳动效率说、消费偏向说、贸易壁垒干扰说等理论纷纷问世。

劳动效率说最先是里昂惕夫自己提出来的解释理论。里昂惕夫认为，“谜”是由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比其他国家工人高所造成的。他认为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其他国家工人的3倍，因此在劳动以效率单位衡量的条件下，美国就成为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的解释过于武断，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雷宁经过验证发现，美国工人的效率仅为欧洲工人的1。2～1。5倍，远远低于里昂惕夫所估计的3倍。因此，他的这个论断无法令人信服。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基辛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他将工人细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两大类，再通过对两类的不同总结，得出资本较丰富的国家倾向于出口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较缺乏的国家倾向于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结论。这个结论较里昂惕夫的理论有明显进步，指出了熟练劳动程度的不同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仍不足以解开里昂惕夫之谜。

在基辛的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者凯南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说，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符合赫—俄原理的。他们认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上，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因此，高的劳动熟练程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凯南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本应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则包括人力资本。由于美国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资本去培养熟练技术劳动力，因此，美国出口含有较多的熟练技术劳动的产品也应算作资本集中产品。这样处理之后，美国仍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个结论是符合赫—俄原理的，就能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了。但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难以具体衡量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因此并非人人都同意。

综观这些理论，其建立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虽然最终也未能将里昂惕夫之谜解开，但这些新学说针对战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扩展，对传统理论做了一些整修补充的工作，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值得去了解、研究一下。

98。诺斯第二悖论：制度变迁好不好？

诺斯是个经济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家自然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制度变迁；诺斯又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要研究经济。所以诺斯的理论就是从经济角度解读国家，解读历史的变迁，研究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诺斯提出的理论与国家制度和经济分不开，而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居然是一个怎么说都通的悖论，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悖论指出：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出现从长期上又会使交易费用增长，导致经济停滞。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决定是否改变制度、朝什么方向改变之际，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必定要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更有收益的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收益进行计算，然后挑选那个收益最高的选项作为新的制度。毕竟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嘛，这就像地上有一张五块钱、一张十块钱，只能捡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捡十块的，国家制度也一样。因此，在诺斯看来，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

诺斯还反复强调，不同制度下政府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随之而动的产权变化也会造成收益变化，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肯定会据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毕竟谁都想捡那张十块的钱。而无论是制度、组织还是个人，其调整的方向肯定是节约交易成本，因为节约交易成本就是扩大自己的收益。所以，从任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都在不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在不断提高。

然而，诺斯和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