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弯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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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投资却是一次很难得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领域投资的损失，尤其是那种数额更大的投资项目。当我的朋友们或熟人向我提议投资时，我总是回应说：“我有一条投资规则：只对我熟知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述我对中国水泥产业进行投资的故事，最后我往往会提出反问：“我们之中哪一位对水泥行业熟悉呢？”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低成本产品的最后总装厂，这些经过组装的产品很多都销售到了美国。结果，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来自于外资公司，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作为成品重新出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出口依靠的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
在成长为制造业巨头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或储备了世界锡、煤炭、锌和铁矿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苏丹和安哥拉。针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美国也发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
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 000美元，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却在《美国》（America）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层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不相上下，因为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上海居民每个月使用有线电视和电话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产阶层可以雇用家政人员为他们料理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做饭。而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料理家务。
经济专家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还将会有2亿人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国的消费量仅占美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将会有数亿人变成中产阶层。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发展趋势和全球技术的影响将会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而且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低成本的中国出口产品有助于降低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如果没有这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对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飞速增长，并且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法正式实施，将更有助于维护普通员工的利益，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这也加剧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在中国金融市场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事实看，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是股票市场的噩梦。
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吗？今天中国的交易账户已经达到1。025亿个，而且每天新开账户达到30万个。仅2006年，就有2 400万中国投资者在狂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新入市者。拥有股权或股份的人毕竟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0％，毫无疑问，中国这部分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爆炸性的。
然而，这种未来的金融市场缺少一种降低风险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在一天内就下挫了9％以上。道琼斯指数也随之大幅下跌400多点。这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开始。从现在开始的至少5年之内，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对世界金融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即使是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已经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股票市场又从高位迅速地下挫。
这里还有一个客观的教训，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异的话—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状况却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多么舒服。因为在世界其他国家正疲于应付次级抵押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乱局面时，中国A股在2007年危机爆发的前4周里却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额度最大的贷方之一中国银行被曝出购买了美国96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而其他银行也宣布购买了巨额美国债券，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飙升的现象。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市场也会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如果因为次贷问题而致使世界经济出现崩溃，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会首先受到重击。
最近我问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位银行战略专家，如何能让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稳定地发展，如何能让其在通货膨胀飙升而失去控制时安全软着陆。软着陆的目标就是经济强健、稳定地增长，但增长速度又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热和泡沫的破裂。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四个可能的选择：（1）对经济的定量干预（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比如政府颁布条令以刺激消费或延缓消费）；（2）提高利率；（3）加强货币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进或延缓资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决定进口哪类产品以及进口多少）。
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