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弯的-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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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

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

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

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

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

“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奇。сom书，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