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蓝的天空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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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凌晨四点半以后哪来月亮。”
“为什么？”我问。
“今天是农历十三，凌晨三点钟左右就没有月亮了。这是常识。”
“会不会有例外？”我不放心的问。
“你脑袋被驴踢了？如果还有月亮，那一定是你们家的。”朋友笑骂。
我笑着挂了电话。
我意识到，那名男子在撒谎！
他为什么撒谎？很可疑！
下午，我和余波再次找到他。
“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谢谢你。”我说。
他脸上立刻露出得意之色。
“我们想请你配合，取一份笔录。可以吗？”我漫不经心的问。
“可以，可以。”他毫无戒备的回答。
余波抽出一支烟递给他，他熟练的点燃。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尼玛。”
“多大年纪？”
“三十七。”
……
他一一回答我的提问。
“你和被害人熟悉吗？”余波问。
“当然熟了，我们是邻居。”
“你知道被害人平时都和那些人往来？”
“他经常出门做生意，来他家的人员很复杂，天南地北的人都有，尽是外地人，我不熟。”
“案发之前你去过被害人家吗？”
“没去过，他经常不在家。”
“受害人喝酒吗？”
他愣了一下，说：“不知道。”
“你看见有一个男子从受害人家跑出来是什么时间？”
“是凌晨五点钟。”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长头发的男子，个子很高，很强壮。”
“你看清楚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
“看清楚了，绝对不会眼花。”
取完笔录，我让尼玛摁上手印。他伸出大拇指，蘸上印泥在笔录上摁下两个指印。我给余波使了个眼神，余波忙说：。“错了，错了，要用食指。”于是，他又用食指在笔录上捺下手印。
回来后，我们把尼玛的可疑之处和我们进行的侦查活动向陈队做了汇报。
陈队马上安排人员监视尼玛的行踪。我和文毅带上从案发现场的两个酒杯上提取的两枚指纹和死者的指纹，以及从笔录上提取的指纹，十万火急的送到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省公安厅的办事效率很高，第二天鉴定结果就出来了－－－－A酒杯上的指纹和死者的指纹为同一指纹；B酒杯上的指纹和笔录上提取的指纹为同一指纹。
握着鉴定报告，我的手有些发抖。我马上给陈队和专案组的同事报告鉴定结果。文毅抱怨我。说，应该直接给局长汇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别人抢功。不过，我理解他的心情，工作十六年了还是一个科员。
这个案子破得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陈队赞扬我心细，工作一丝不苟。文毅认为我运气好，我承认自己运气确实不错。
尼玛在睡梦中被带上手铐。
当我把鉴定书丢在他面前时，他终于低下高昂的头颅，选择了坦白。我又一次将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送上法庭。
每当办完一个案子，我都如释重负。但在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又显得分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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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杰搬走了，去他哥哥家住。小屋里终于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空空的，像心被掏走了一样。
周末，我又去了一趟雅江，齐月到车站来接我，看见我从车上下来，她只是抿着嘴笑，我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问：“想我没有？”她依旧笑着点头。
和齐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吃完晚饭，她的朋友散去，齐月带我到一个水吧。我们面对面坐下，我觉得，就这样喝着咖啡和她面对面的坐着，都是一种幸福。
“嫁给我，我们结婚吧。”我抓住她的手说。
“你想好了吗？”她问。
我坚定的点头。
“那你得先见我父母一面。”
“好，我准备一下，下次来的时候就去见他们。”
“你会永远这样对我好吗？”
“会的。如果，下辈子有个人像我这样对你好，那也一定是我。”我紧紧握住齐月的手说。
夜已深了，齐月送我回到旅店，给我理好被子，然后转身说：“我走了，明早上来看你。”我一把拽过她，将她紧紧拥在怀里，她像一只温柔的绵羊。我亲吻着她的额头、面颊，和炙热的唇，一种失重的感觉，像在天空中飞舞，又像在水里游动。“留下来吧。”我说。她轻轻地摇头说：“我该走了。”
我将齐月送到楼下。
“你回去休息吧，这里离家不远，你不用担心。晚安，我爱你！”她和我吻别。
“你走吧，我在这里看着你。”我说。
看着齐月穿过大街，走到她家那栋楼下，我才回去。快到门口时，我看见一男一女站在我对面的房间门口，正准备开门进去，女的竟然是思琪，男的我不认识。我以为自己眼花。忙退到拐角处偷看，果然是她。她好像有些醉了，拖着手提袋，歪歪扭扭的靠在那男人身上。那男的弄了好一会儿才把门打开。我想看看那男的到底是谁。等了很久不见那男的出来。我轻手轻脚的走到房间门口蹲下，假装系鞋带，竖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我听见思琪忽高忽低的呻吟声。贱货，我在心里骂着钻进自己的房间。这个曾经对婊子行径深恶痛绝的女人，在今夜却干着婊子的勾当。
我厌恶这种女人。
我拨通了仁真扎西的电话。
“三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他不耐烦地问。
“思琪呢？”
“到康定出差去了。你问她干嘛？”
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迟疑了一下说：“没啥，想让她帮我带一样东西回来。明天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上想，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仁真扎西，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算了。
也许；思琪是为了报复仁真扎西曾经对她的不忠。其实，这种报复方式是毫无意义的，同自残没有区别。与其说是一种报复，还不如说是为了追求心理平衡。
星期一回到理塘上班，接到局里文件，要我到一个乡下派出所任所长，一周之内报道。
我去了一趟曲宁牺牲的地方，那个曾让我撕心裂肺般疼痛的地方，那个我曾想把它变成一片焦灼的地方。现在；这里静极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曲宁躺过的地方开出几朵紫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一定要在这里树一块碑，让所有路过的人都知道，曾经这里发生过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个年轻人，用生命为他的职业扎了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晚上和达杰、曾浩、仁真扎西聚会。我们已经很久没聚过了。思琪也来了，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我很尴尬，她一说话，就让我想起那晚她叫床的声音。
从天黑一至喝到深夜，大家都有一些醉了。
思琪站起来给我敬酒，我找不到自己的酒杯。她顺手拾起一个酒杯递给我说：“就用这个吧。”
我推开说：“我不用别人用过的酒杯，说不定有人在里面撒尿呢。”
思齐还不知趣，说：“哪会呢，干净的。”
“干净？我咋看着像夜壶。夜壶这东西，被人撒过一百次尿它是夜壶，只撒过一次尿也是夜壶。”
思琪满面通红，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听出了话中的味道。仁真扎西和曾浩莫名其妙的看着我。
达杰见我说话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对思琪说：“这人酒德不好，别和他喝。来，我们俩兄妹喝一杯。”
我跑出去给齐月打电话，电话里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不敢想齐月为什么关机，耳边尽是思琪杂乱的呻吟声。
喝到最后，不知道是怎么散的场。醒来时，发现躺在自己床上。我隐约记得昨晚上说的话，后悔得使劲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门。张远之啊张远之，两泡马尿就把你灌得找不着北了。思琪偷人，管你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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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来熟悉派出所里的情况，第三天召集全所的干警开会，上面没有给所里派指导员，我只好“独断专行”了。会议很简单。我最讨厌高谈阔论，没完没了地会议。
第一，加强工作纪律，注意警察形象；
第二，人员分工，落实责任；
第三，搞好团结，大家要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一个年龄和曲宁差不多大的干警，陶出本子，准备做记录。我摆摆手说：“今天不用记，又不是领导做指示。”大家都笑了。我发现，这个所里都是些年轻人。
之前，我一直都很自负，认为自己的水平当个科所队长之类的不成问题。到派出所才发现，昏昏然的混日子倒也容易，如果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所里的每一件事都需要自己操心，辖区内的每一个单位都需要自己协调。要分清，那些事情需要请示领导，那些事情由自己作主。刚到派出所那几天，动不动就给局长请示。局长火了，问我，需不需要他老人家下来兼所长。弄得我好长一断时间不敢给他打电话请示工作。
我问齐月，什么时候可以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她说，随时都可以。
明天是周末，我决定去一趟雅江。
一夜没睡好，整晚都在琢磨明天见到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时的措辞，到天亮也没有一个结果。把心一横，买了两瓶酒，开着车就奔雅江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阐明来意，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十分随和，没有提出我想象中那么苛刻的条件。不像我老家农村，娶媳妇像买牲口一样讨价还价。
老头子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看着办。”老母亲唠唠叨叨的的说，自家女儿从小惯坏了，不会做家务，脾气也不好。我只当是老母亲谦虚。没想到多年后爆发的“一封信”事件，让我领教了齐月的威风。
我和齐月打算在中秋节那天结婚。八月十五团团圆圆；图个吉利。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七月一号日子好，党的生日嘛。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感情相当深。我是一个为父命是从的人，只好听他老人家的，就定在七月一号。
突然觉得，该给叶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要结婚了。我想，她也许会难过，但还是必须告诉她。拨通她的电话，问完近况，我说：“我准备结婚了。”事先，我假设过很多种她痛苦的样子和我安慰她的台词。她停顿了一下，很平静的说：“恭喜你。”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有一种感觉在心里升起，是失望？是难过？我说不清楚，便匆匆挂了电话。
为什么自己放弃了对方，却希望对方紧紧握住自己？我看过一篇关于心理学的文章，解释这种行为是，自卑之下衍生的虚荣心。我不认同。
理塘的商贸街天天都在上演挥泪大甩卖的“悲剧”。一个中年男子，握着手提扬声器，卖力的招呼路过的人：
“快来看，快来选，走过路过别错过！本店商品挥泪甩卖……”
一个月前，这家店就在挥泪大甩卖，估计现在已泪流成河了。
少数不识货，多数贪便宜的人围在那里疯狂抢购。大有备战备荒的势头。
我开车路过那里，看见店外挂着一件军绿色的衬衣，标价“十元”。于是，停下车，花两百元买了贰拾件。打算回派出所后给辖区内的治安员一人发一件，以彰显整齐划一。
我到局里办事，刚把车停下，刑警队的同事们就笑着走过来打招呼：“哟，张所长回来了？”
“回来看看不行吗？”我笑着说，有点喜形于色。马上就觉得自己不稳重。于是，忙换了一个话题：“哥几个，今天比较闲吗？”
“忙里偷闲。”余波说。
我转身去提公文包。文毅把我推进车里，鬼鬼祟祟的样子。
“干啥？”我问。
“陈队要走了。”
“去哪？”
“你不知道？”
我摇摇头。
“他高升了，到另外一个县当副局长。”
“真的？”
“真的。”
“嚯，不错呀。”我说。我为陈队高兴。在我从警的路上多亏陈队，我一直视他为恩师。我曾经取的每一份笔录，做的每一份才料，他都要亲自过目。有时候，用笔给我圈得面目全非，要我从新来过。
我提起公文包准备下车，文毅拽住我；“兄弟，求你一件事。”他忸忸怩怩，像一个女人。
“文哥，有事你尽管说，甭客气。”我有些着急。
“这不，陈队走了，刑警大队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我听说陈队走后，全局要投票选举大队长。我想求你，到时候把派出所的干警带上来，帮我拉些票。”
“没问题，小事，小事。”我笑笑，随口答道。
文毅心满意足的走了。
我走下车，突然觉得人和物都有些陌生。余波过来问我：“他是不是找你拉票？”
我迟疑了一下，说：“没有，随便聊聊。”
我想看看余波会说些什么。
“陈队要走了，队长的职位也空了，过些天投票，我们几个朋友都准备投你的票。”余波小声说。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对他的话我将信将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