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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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见我卖的不理想，便为我安排了一个“黄金地段”——清华园双清路口。
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山东小伙子小王的“地盘”，前几天他回家收麦子去了。
我试卖了一天，果然是块“风水宝地”：才三个多小时，40份报纸全部卖出去了。
第二天，我增加了20份，也卖完了。
1999。6。12 星期六 晴
今天5∶10’起床，至8∶10’，卖完了80份晨报。
明天起决定增加工作量，双休日每天100份，周一至周五每天120份，视情况再往上加。同时，增加《环球时报》和《北京青年报》。
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生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去超越生活中的艰难与阻碍，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1999。6。14 星期一 雨
晨，5∶20’起床，外面风雨如晦。
我必须出发，无论风还是雨。
我是属于道路的，我必须向着远方跋涉而去……
在雨中开始卖第一份报，又在大雨中卖完最后一份报纸。
从6∶30’开始，100份晨报直卖到10∶30’。
在大雨中，凡有一个人买我的报纸的，我都倍加感激也倍加感动。
中午，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完2元钱的便餐，回来的路上，忽然腹痛如绞，挣扎着骑车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直到昏睡过去。
下午1∶30’，在舍友的说话声中惊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出发——站里分配了我今天10份《北京青年报》，我得去把它们卖完。
我对朝助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北京卖报有固定的和流动的，我属于流动性质的卖报人，并且是较辛苦的一种——“卖车”。所谓“卖车”，就是卖报给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红灯一亮，车停下一长排，你必须赶快从第一辆车叫卖到最后一辆车。太阳又晒，汽车排热又多，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一分钟后，绿灯亮，车开动，你得赶紧大步流星往回走，回到第一辆车的位置，等待下一个红灯。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好几个小时下来，你得一刻不停地来回叫卖，甚至连停下来喘一口气，抹一把汗水的时间都没有。我本就体质孱弱，每到最后一两个小时，脚步就像山一般沉重，但却不敢在路边坐下歇一下，生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几回，卖报回来，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床上一躺，连爬起来吃顿饭的力气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有一次，在大雨中卖报，我被淋了一个透湿，但我却在雨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面对远方
用我的脚步就足够
面对风雨
用我的意志就足够
面对虚伪
用我的真诚就足够
面对冷漠
用我的热血就足够
面对仇恨
用我的爱心就足够
面对邪恶
用我的正义就足够
面对死亡
用我的微笑就足够
一天早上，一辆出租车里的一个女孩要买报纸，掏出钱包之后才发现没有零钱，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我递了一份报纸给她，说，我送你一份吧……
几天之后，一个女孩骑车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元钱，买一份报纸。
我正要找给她5角，她说，不用找了，上回你不是送了我一份吗？
我这才认出她来，心头瞬间涌上一阵暖流……
一天卖百八十份报纸，能赚上十几块钱，这对初到北京的我来说，可算是一大胜利了。
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收完麦子的小王从山东老家回来了，见我占了他的“地盘”，不好意思赶我走，便和我形成一个默契：在那一条路线上，我卖下半段，他卖上半段。
这样，我的销售量明显下降。
卖了几天后，我主动把这块“风水宝地”让了出来，或者说，是“交还”给了小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7）
小王是有家有室的，需要这块“宝地”养家糊口。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馆，骑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
我常常是在开馆的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这样好占据一个座位；去晚了就可能没有座位可坐，那就别想写一个字了。
我连办一张借书证的100元押金都没有，没办法把有关书籍借回去看，只得在图书馆现查资料现写。
午饭为了省钱，我常是一包1元钱的方便面加一个2毛钱的馒头，根本不去考虑营养不营养的问题。
1999。7。10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口袋只剩下十几个角的硬币了，傍晚，正愁着是去买几个馒头还是买一斤半呢，陈征却要请我的客，我也就不客气了。
吃饱了肚子出来——吃的是久违的饺子。我对陈征说，今晚这一餐将载入史册——“在沙漠舟快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帮助了他！”
这真该“载入史册” ——至少是我自己的史册，因为，陈征是在自己快要山穷水尽时帮助的我——他身上也没几块钱了，这，尤其可贵。
1999。7。27 星期二 晴
昨晚从科大吃饭回来，已是晚上9点，而宿舍里陈征竟然还没吃饭——他口袋里只剩1毛钱了。于是我返身骑车赶到科大，食堂里已无一人用餐，炊事员已经在收拾菜盆了，陈征还算幸运。
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肯定没有，遂把剩下的1元2角也“干脆彻底”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
又一次真正的一无所有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并且神气活现地唱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当然，陈征不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这时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虽然此时腹内空空，阵阵饥饿感也让我感到残躯的单薄，但是，我却是强大的，再也强大不过了，因为，我竟然活着，而且活得这样台有力：笑着、唱着、写着、爱着……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之所以敢在自己山穷水尽时帮助陈征，是因为我在地下室有不少朋友，实在没钱吃饭了，向他们开口借个十块八块的，一般不会成问题（当然，有时也很成问题）。
而陈征呢，由于才搬来不久，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一米七八的堂堂男子汉，常常连外出找工作的公交车费都没有，只好来回步行好几个小时。
“漂”在北京的人，有过饥饿体验的，不在少数。
那回/我有四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尊严/经历了一次小测验。
我拎着琴/去西直门地铁卖唱/可是我的歌/那垂死的蜜蜂/怎么也飞不出我张大的嘴。
我使出最后一招/低头在大街小巷寻找/终于找到几枚硬币/我的小宝贝/一面是国徽一面是麦穗/我的小宝贝/一面是粮食一面是尊严。
两毛钱的热馒头/让世界充满麦香/来自土地的巨大安慰/让我的胃语无伦次/呜呜咽咽。
这首令人心酸的小诗《叙事：关于饥饿与尊严》，是我的朋友张遥写的。
有一次，张遥饿了四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拎上吉他到西直门地铁，想以卖唱换得几块铜板，但到了那儿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唱出一句，无奈之下，只好到街上转悠，看能否拾到几个钢■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8）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真的拾到了两枚救命的硬币，赶紧去把它们换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白馒头……
馒头，对“北漂一族”来说，常常是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
每次我用身上仅剩的几毛钱买回一两个馒头时，我总爱用夸张的口吻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说：“嘿，你看，我还活着……”
很多南方人都不习惯北方的面食，我也一样。
但在这一段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里，馒头却成了我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餐一个馒头甚至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的生活，到后来竟让我对馒头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迫不得已抓起馒头往嘴里塞时，经常“哇”的一下，恶心呕吐起来……（以至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有一长段时间拒吃馒头。）
有时，在图书馆我故意“忘”了吃中饭。其实是没钱吃，傍晚骑车回地下室时，沿街餐馆酒楼飘出的鸡鸭鱼肉的香味，勾引得我的肠胃“咕咕咕”乱叫，口里口水乱冒……
凌晨，天还没亮，因为头天没吃饱而过早引发的阵阵饥饿，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睡梦中“揪”醒……
醒了之后，就得面对翻肠倒胃的疼痛……
在我的床头，贴着余秋雨曾在北大点评过的我的理想——《我的梦想》。
然而，我的理想能拯救我的灵魂，却拯救不了我饥饿的肠胃……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
8月初，我按协议，把写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书稿送到了图书公司，等他们审看后提出下一步写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他们却告诉我：你写的像是给中学生看的，就不要再写下去了，我们的协议就此中止。
我如遭五雷轰顶。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唉声叹气着……
几个朋友问清情况后，说，他们不是在欺负人吗？协议里也没写明该写给谁看啊……适合中学生看不是说明你写得不错嘛……这帮没人性的东西！
即便不要你写了，也该付你这一个月的稿费……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不然，就上法院告他们……
朋友中，有一位是学法律的，他让我揣上一只袖珍录音机，然后，四五个人一齐去图书公司讨说法。
进了图书公司大门后，我按下了身上的录音机的录音键。
如果这次不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盘录音带将会是上法院的一个有力证据。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据理力争，对方终于答应让我重写。
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我的情况特殊，能否先预付我几百元生活费？
几天后，我从图书公司领到了600元。
这一下，我可以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肚子了。
又苦熬了两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关系到我肚子问题的书稿。
按协议规定，书稿完成后，需经审后评定稿酬的等级，出版社通过后先付50％，余下的50％交稿后两个月付清。
这也就是说，我并不能马上拿到稿费。
饥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一次， 一个同住地下室的伙计，外号“老大”的，到我屋里来聊天。
“老大”并不是黑社会的，仅仅因为他在他们房间年纪最大，所以称为“老大”。
“老大”是东北人，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原分配在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因为性格怪异，被“精简”了出来。
由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从单位出来后，他尝尽了艰辛。
为了生存，他几次到医院卖血。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他想给一些高官安装窃听器，然后勒索他们；他又说，你们个个都该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举出了该死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