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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重生手记-第2章

小说: 重生手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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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天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活过来了,而且重新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的鼓舞。过去五年,我在治疗方面做对了一些事情,也犯过错误,我都如实写在这里,希望能够成为读者的参照。但是有一件事应当交代,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病人,我的感受并未经过科学验证。我无力像过去写作前做的那样,把自己的想法拿去请教业内的行家,即使是我觉得对自己有益的那些方法,也不能肯定会对别人有益。更何况肿瘤这种疾病的性质千差万别,病人的肌体也是形形色色。同样一种方法,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千万不要盲目仿效我的方法,就像我从来不会盲目仿效任何一个成功者一样。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那么我会说,有。

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如今回想起来,五年前那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依然清晰,只不过对于死我已不再恐惧。死,是我们的归宿。生,只不过是我们走向死亡的路途。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可是也请记住,我们明天将要离去。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和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和从容。

我想这就是所谓“向死而生”吧!

第一章 别让医生吓死你

引言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死到临头的感觉

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从不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透过来,苍白凄厉,有点刺眼。确切地说,胶片上还显示出腹部造影。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

他转过脸看我一眼,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

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寸步不离。因为职业的敏感,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嘴巴动一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这个60多岁、瘦小精干的女人,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退休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再早一些,是中南海高层领导人的贴身护士。她为人忠直,勤勉细腻,富有同情心。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陪着我,还与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寻找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

“他是什么意思?”我问,期待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情况不妙吧?”

“是不好。”她回答。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你进去吧。”我对马晓先说,“去看看晓东。”

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转过身,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僵直的身影,我极力想看到她的脸,可惜看不到。

我等在门外,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走进房间,站在晓东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色大变,嘴角微微抖动,眼里一片哀伤。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暗淡阴沉。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两人并肩而坐,沉默,还是沉默。有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全身心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

周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约定。

“我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

晓东被击垮了。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马晓先陪着她默默掉泪。我的眼睛无法睁开,但我能够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种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我。

那天回家的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想让内心静下来,恢复思考的能力,却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或者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体会身体内部那些被医生指证的岌岌可危的部位。头痛目眩,这一定是“脑瘤”的征兆了!可是肺癌呢?肝癌呢?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医生所说,那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感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我饿了,而且激起了一种旺盛的食欲。

于是我和晓东来到金丰华饭馆,拣了个靠窗的位置,相对而坐。晓东点了一份清蒸鲈鱼、一碟蚕豆和一样青菜。这些都是我们家饭桌上最常见的菜肴。我接着给自己要了一大盆疙瘩汤,这是我每次在这里吃饭时必有的节目。它总能勾起一些有趣的回忆:不是和朋友们滑雪归来开怀畅谈,就是二人相对而坐娓娓叙说。

正是午饭时间,周围食客渐多,人声鼎沸。讲究品位的人总喜欢说:“吃饭不是吃饭,是吃环境,吃心情。”刚刚经历过的打击让我们两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吃饭真是平生第一遭。

我很快回过神来,决心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开始向桌上的食物发起进攻。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也许是想要证明医生在危言耸听,其实我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时也没有忘记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我渐渐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英雄,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喝完六碗疙瘩汤,又风卷残云般地横扫了桌上所有的菜之后,才忽然消失。因为我意识到,在我埋头吃喝时,晓东几乎没动筷子。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面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

隔着巨大的玻璃窗,我们沐浴在冬日正午的阳光中,尽管我最终也没能制造出一点轻松快意,却能够感到周身都是暖融融的。我站起身,依然步履蹒跚,靠着晓东的搀扶走回家里,倒在床上,感到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肚子里面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食,全身一会儿涌起饱食之后的舒适懒散,一会儿又涌起死到临头的惶惑和恐惧。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千万癌症患者身处和我一样的境地,不禁有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这总不至于真是人生最后的一顿午餐吧?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在隔壁房间里晓东已是悲恸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是向亲友们通告,同时帮助我取消几个重要约会,于是拿起电话,先是拨通美国,然后拨通欧洲,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兄妹报告这个坏消息,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

危险的陷阱

有一会儿,我开始怨天尤人,还埋怨自己。我沉浸在一连串的“为什么”中,情绪低沉。好几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这种怨天尤人自责自悔的情绪非常有害。它和恐惧、急躁并列,可以算作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大心理特征,也是我们康复之路上危险的陷阱。

醒来的时候天光已暗,足足睡了一觉,精神好了很多,想到医生的诊断,好像只是一个噩梦。

事情是从五天前开始的。

那天深夜我完成了《中国的新革命》这本书,然后昏昏睡去。如果不出意外,应当至少有24小时在睡梦中度过,可是我很快就在一阵眩晕中醒来。我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四围的墙壁也在旋转,接着就感到了头痛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还有一种要呕吐出来的感觉。我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同时有点奇怪地发现,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

天刚破晓。淡淡的晨光从窗口挤进来,把房间染成一片灰白色。我觉得自己忽然变得虚弱萎靡,与一天前那个生机勃勃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对自己说,有这样的感觉再正常不过了。这些年里每完成一本书,总是意味着从肉体到精神的极度疲劳。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而是一种充满愉悦和满足感的心灵体验。我喜欢这种疲惫的感觉,喜欢全身心地享受那种随之而来的放松与懈怠。因此,那个早上我想的只不过是要好好慰劳一下自己。毕竟这是我最艰苦、最熬人的一次写作,我已经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我一定是累坏了。该让自己好好歇歇,把准备了多日的休闲计划付诸实施。

我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回到北京的家中,身上还背着全套摄影器材。因为长期在上海工作,所以我对每次的回家总是分外珍惜。这一回打算和朋友相约同去万龙国际滑雪场小住几日,享受一番畅快淋漓的高山滑雪,拍些北国风光照片,然后和家人一同过个轻松快乐的春节。我对这个计划充满期待,即使头晕眼花、步履蹒跚,也没有动摇。当时我以为,只要让自己彻底地懒散几天,身体就会恢复如常。

但是我在北京的老同学林荣强并不这么乐观。“别废话,”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赶快去医院检查。”也许是担心电话里的警告被我扔到一边,他索性把自己的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不由分说催我出发。我深知这位老同学有着相当出色的判断力,对于风险和机会的敏感程度远在我之上,他的话也常被证明是先见之明,于是赶紧收起滑雪的念头,坐上他的车直奔北京医院。

医生听了我的叙述之后立刻满脸凝重,在排除了颈椎或者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后,立即把我送进核磁共振室去做颅内扫描。这时候我已知道,她是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名叫李金。她起身离开自己的诊室,尾随我走进扫描室,坐在显示屏前。

“你的颅内有个东西。”她望着我说,“不能确定是不是肿瘤。也许是个囊肿。”

她的语气从容慈爱,可晓东已是满脸紧张,我也隐约感到情况不妙。

不然,她为什么那么急切地跑到扫描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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