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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重生手记-第16章

小说: 重生手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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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求医问药已经成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市场需求。

对一些人来说,疾病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是倾家荡产的危机,是死亡的威胁。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它是名利场上的一个良机。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具潜力的摇钱树。

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几百次地扪心自问。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其中有一些不妨抛诸脑后,但还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履薄冰,以便不会犯下致命的错误。

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决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刘太医”的灵丹妙药——“控岩散”。

关于“控岩散”,我们已知道一大堆神奇的故事。根据“刘太医”本人的描述,这“控岩散”乃他的祖传,也是刘家之所以成为“治瘤世家”的独门秘籍。在他出版的一本风行一时的书中,千言万语,说来说去,其实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一碗汤和一味药。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肿瘤,统统给予“一汤一药”。汤是“牛筋汤”,药是“控岩散”。在他笔下,“控岩散”由“刘家药行”以进口鲨鱼胆为主料,配合其他种种秘而不宣的中药制成。他来给我诊治开方的那天,曾详细地解释了这味奇药的服用方法。我还记得那一番话,并且已经把几百斤牛蹄筋喝进肚子。假如他不是忽悠,那么我体内的胶原蛋白应当把脑袋里的肿瘤团团包裹起来了。肿瘤已被软化,甚至还会略微缩小。按照“刘太医”的治疗计划,这时候“控岩散”杀将上去,不间断地吃它四年,即可彻底消灭肿瘤。

可是我还在犹疑不定:到底要不要吃这灵丹妙药呢?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

要不要尽快实施开颅手术,切除颅内肿瘤?

——这是神经外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要不要实施颅内探查手术,以便直接取得病变活体进行病理检验?

——这是神经外科医生的又一个建议。

或者先服用一段时间的抗生素,以这种诊断性治疗的办法帮助确定颅内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

——这是神经内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要不要为出国做好准备,以便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医院去做脑瘤切除手术?

——这是亲友们的建议。

还是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

——这是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建议。

要不要立即实施开胸手术,切除发生病变且被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的左肺上叶?

——这是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要不要实施抗结核治疗,因为左肺的病变可能是结核而非肿瘤?

——这是另外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要不要去看中医?

该不该相信广告上说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药?

要不要吃那些据说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药品?比如灵芝孢子,或者冬虫夏草?

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不下几百次地扪心自问。

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听从医生的劝告,或者追随自己的意愿。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作为癌症患者,要想不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打击袭来时,我们都会惶惑不安,还会无所适从。这很正常。我们受到的威胁和压力太大,面对的蛊惑和煽动太多,即使是最具大智大勇和独立精神的人,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这也很正常。我们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诊断,听到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案。听从医生的话显得很自然,而拒绝医生的话则显得既无理又无知。

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的过分依赖,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到头来,如果你完蛋了,你会认定是自己倒霉,绝症缠身,命该如此。你根本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是否也会命丧黄泉?或者说,是否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命丧黄泉?

如果你起死回生,你会归功于医生。你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治疗,是不是也能渡过危机?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听了医生的劝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你辗转联络熟人,牵线搭桥,甚至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终于,一切安排妥当,你被推进手术室,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门外。然后,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如果没有这次手术,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

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认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他以外科手术有效治疗肝癌而享有盛名。于是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我满怀期待地等他说话,可是他既不急着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像今天很多有名的医生那样把自己以往的成功病例挂在嘴上。他静静地听我陈述,间或问我几个问题,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手术。他用一种坦率和值得信赖的口吻告诉我,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从延长病人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即使是最好的手术结果,也不如不做手术。

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切除肿瘤,并且让病人伤口痊愈回家,但是不一定能延长病人寿命,而一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当时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没有因治疗遭受痛苦,平静地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与此同时,我又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可是疑团始终在我心里纠结着,挥之不去。

200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的家族之中。这一回,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两人都是在例行体检中发现肿瘤,当时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症状,能吃能睡,精力充沛,仍在以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工作着。不同的是,我的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他找到当地最好的医院,请来最好的医生操刀。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手术成功,肝部肿瘤已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

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病中的父亲再次来到眼前。我第一次确信,当年听从吴孟超大夫的劝告不为父亲手术,不是一个错误。那个积郁心中20年的疑问,终于释然!

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wén rén shū wū¨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就是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在最好的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文'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人'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书'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屋'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我会说:“是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我并不一律地排斥手术(我很快就会提到,当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没有必要实施开胸手术时,我坚决地选择以手术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

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现在让我们回到“刘太医”和他的“控岩散”上来。

“刘太医”给我诊治开方那天,说对了两件事:其一,绝对不能去开刀;其二,也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预言,他认定,三个月后,我的脑瘤将会略微缩小。

现在设身处地回想当时情形,我能体会到,说对这两件事相当不易。对比那时候那么多名扬全国的医学专家说过的话,我在心里对这位“江湖医生”有着很强的感佩之心。他有很大可能是瞎蒙的,没有科学依据,可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当那些彼此对立、莫衷一是的“诊断”堆在我面前时,我就有了一个直觉:在癌症治疗领域,所谓“科学”和“瞎蒙”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清楚。

不过,由于“控岩散”的故事过于离奇,我们抱着很深的疑虑。“刘太医”的“只给精英治病”“只给有影响的人物用药”的说法,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在得知他公开发表的个人简历中有一些不实内容时,我们开始怀疑此人的诚信,于是开始调查“控岩散”的来龙去脉。这一调查借助了人民日报社驻海外记者的力量,也委托了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控岩散”如“刘太医”所说是在香港制成后在内地销售,所谓遍布美国的“刘家诊所”和“会员”,也是无处寻觅。

我对医生本人是否合法行医并不介意,对于药品成分不会刻意纠缠,至于有没有政府批文,有没有合法生产手续,我也不太在乎。不管合法非法,能治病就是好法。对于任何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如果名门正派的医院通通宣布为“不治”,那又为什么不去依靠旁门左道呢?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浑身江湖气、大话连篇、随心所欲、未经合法注册的医生,再加上一堆没有生产许可证、也不知道成分的药品,你就必须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分辨真假的能力。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既然“刘太医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连续三个月服用牛筋汤和开胃汤,控制脑瘤继续生长——已经实现,那么,按照他的方法尽快上“控岩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在商业圈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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