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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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治疗手段却越来越滞后”。另一位朋友，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接着发言，说起不久前我们的一次相聚。那一天张亚勤夫妇来探望我，一同来的还有微软中国工程院院长张宏江夫妇。他们带来很多故事，带来一阵接一阵的笑声，还带来一本《圣经》，以及一位大洋彼岸身患癌症的美国人对我的祝福。我们在一起说了很多话，水静心闲，海阔天空，一时间我竟忘了自己是个垂死之人。现在，亚勤告诉大家，他亲眼看到我和我的家人在疾病面前的豁达：“超脱的心，乐观的精神，超人的毅力，都使我十分感动、十分崇敬……”
我感觉到坐在我旁边的晓东情绪激动，眼泪正顺着她的面颊流淌下来。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书发布会，这时候展现出它的风采。它还是功名加身的舞台吗？还是商业利益的承载吗？还是不咸不淡的应酬吗？还是不真不假的捧场吗？不！都不是！它已经成了凝聚人间温情的大家庭。有一个瞬间，我觉得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我这本书，而是为了看望我这个人的。
会开得比预定时间要长。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主持人以她柔和舒缓的嗓音结束整个乐章。与会众人坚定地站在一起，不约而同向我伸出手来。在我走红的这些年里，这些人中没有谁说过要来看我，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和我素不相识，现在却都对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这让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知道，他们对我战胜癌症有着巨大的期待，就像他们这些年里一直期待我战胜写作中的困难一样。
纪世瀛从桌子最远端的那个座位走过来，微笑着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被阳光晒成黑红色的脸上挂着自信。按照医生的“判决”，这位胰腺癌患者早该“医治无效”了，可他现在还在我面前慷慨激昂，眉飞色舞。其他人在旁边不断插话打趣，引起阵阵笑声。今天，他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看得出，老先生过得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阴影干扰他的幸福生活。我忽然觉得，到这里来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对于一个深陷绝望的病人来说，这情景让你觉得：你不是独自面对艰难时刻！
我们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回到家里，如同在黑夜中看到一缕阳光：癌症也许真的不是那么可怕！
选择治疗方向比选择治疗方法更重要
我们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如果没有见识过医生之间的见仁见智和争执不下，你永远不会理解，所谓“癌症诊断”是多么不牢靠。尽管如此，我们从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更大的精神负担。
当初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最吓人的警告。
晓东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踪会诊结果，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暂日子再为我做些事。她俩每天早出晚归，分秒必争地拜访京城名医，去了城东的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城西的宣武医院和海军总医院、城南的天坛医院和肿瘤医院、城北的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城市中心的协和医院和北京医院。我独自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想象着哪一天她们能够带回一个惊喜，表明所有这些原来都是一场虚惊。
可惜没有！没有一个让人乐观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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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的专家一样，北京的专家坚持着“一边倒”的预言——“肺癌，脑转移”。他们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当，都包含着最明确的信息：死亡离我越来越近，触手可及。当然没有医生会把“100％”这样的词说出来。他们总喜欢给自己留些余地，所以通常会使用“基本上”“99％”这样一些词语，有些人会在自己的结论后面画个问号，有的人会把“倾向于”“不排除”“可能性大”之类的字眼写在他们令人绝望的诊断前面。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晓东立即把电话打过去。这些天她已经走投无路，就像一个垂死的溺水者，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所以根本顾不得已是深夜。好在周良辅大夫并不介意，正月初四的上海会诊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还记得他当时的诊断意见。他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扫描”后，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会诊。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至少晓东和妹妹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出门的。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胶片上面指指点点的样子。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我已不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只希望她们能够早点回家。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窗外天色渐暗，屋里一片混沌。小分队终于回来了，踏着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我用力直起上身，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冲进门来，朝我张开双臂。
“好消息……”她紧紧抱住了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我从小到大的全部记忆里，妹妹还从来没有和我拥抱过。
晓东在妹妹身后，满脸泛着红光。多少天来，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脸上。
两人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也许是想尽量减少自己结论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释“波谱”（MRS）在“鉴别恶性肿瘤”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确认她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话之后，他继续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那就到上海来检查。”周笑着解释，这是种新技术，的确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继续为我解释周良辅的话，眼睛里面放射出异彩。我听懂了，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资历、经验和名望并没有妨碍这位医学权威紧跟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在事实面前敢于修正自己的结论！
“整个病案出现难以置信的转机。”晓东在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的确是个转机。同时我想到妹妹该有多么开心，她在此前用了仅仅一夜工夫得出的结论，居然和一个顶级专家不谋而合。
“你看，”我有点得意地对晓东说，“我当初说，如果她和专家有分歧，我肯定相信她。现在证明我没错吧！”
我们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才过了20个小时，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遇到挑战。
“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单就行政序列来说，他是周的上级。那几天他携带着一个密集的会议日程来到北京，把对我的诊察安插在午饭后90分钟的休息时间。如周良辅大夫一样，这也是我们第二次向他问诊。他态度友善，对待病人不厌其详，说出话来既专业又严谨，还总是浅显易懂、条理分明，所以他的看法同样重要。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他几周前在上海会诊时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左肺上叶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担忧。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而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时刻困扰着我。我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全指向脑袋。
黄峰平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诊察：“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事实上，目前医学界也只有这一点能够统一。我们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所有血液化验和影像检测——X光透视、CT扫描、核磁共振扫描、波谱扫描、PET扫描，都只是个参照。如果不让医生弄破我的脑壳，把脑仁取出一块，就永远不会知道里面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建议——实施脑穿刺手术，取出活体检验。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晓东就不能忍受：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留下转移的祸根？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又能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他们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百分之百确诊吗？”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有一句话在癌症病人中间相当流行：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是让人稀里糊涂地活着。可现在我发现，西医要是让病人稀里糊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继续奔波，恨不得遍访天下所有名医。有一天我们听说一个故事。香港凤凰电视台有位节目主持人，在英国惨遭车祸，当地医生都认为这女人没救了。就在这时，有位中国医生从北京飞到伦敦，试图让这个昏迷不醒的“植物人”苏醒过来。她的不少中国同行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然而她成功了。这成为神经介入治疗领域的一个奇特案例，也在我们心里燃起希望。我们决心找到那位创造奇迹的医生。
一番周折之后，妹妹见到了她。她叫凌锋，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看上去，她并不在意那个让她成名的故事。她说：“大家都认为我是神经介入的专家，其实我对脑瘤也是很有研究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凌锋大夫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她态度和蔼，神情专注，脸上挂着从容和善解人意的神情，这使她面对病人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也许是为了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她在我的那些胶片上花的时间特别长。她有时会瞥一眼面前的人，但大部分时间盯着胶片，仿佛一头钻进了那个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当她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声音轻柔而又坚定，条分缕析，听不出一丝专横和居高临下的味道。她有本事抓住胶片明暗之间传递出来的哪怕最细微的信息，为那些截然对立的可能性寻找证据，却并不自以为是。
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尽管我已病入膏肓，耳不聪，目不明，但在几周的来往奔波之后，也能感到这类品质在那些成名的医生身上极为少见。说实话，有才华的医生当然可敬可佩〖TXT小说下载：。。〗，但我更相信富有同情心、敢于担当而又不那么自以为是的人。
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的目光终于从胶片上移过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