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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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聪慧如庄子，也会因过于关注“我”心中的想法而受困，更何况其他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是对“我”过多的关注，都是自己的心魔在作怪。过分的在意心理会把自己的内心牵绊住，随性的生活也同时被关进了自我的牢笼。正是所谓的：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要想自由逍遥的生活，就必须如冯老所说，跳出“我”的限制，站在一个较高的观点上、甚至可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去看人生。如此，再大的惊喜便也少了几分冲动，再大的伤痛便也减轻了几分。人生，无非是一趟奇特的旅行，以看风景的心情去欣赏人生，就能打破“我”的束缚，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心态，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自然翱翔。
最美的光环：坠下后再升起
逆境可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此是前人所常说者。
——《冯友兰谈哲学》“才命”
顺遂人意的情景，总是深得人心；困难重重的逆境，人们总是对其避而远之。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逆境并非想避就能避得开的。面对逆境，有些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落荒而逃之余，再无回头审视的勇气；有些人则视之为黎明前的黑暗，只需勇敢闯过，便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每个人面对逆境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来说，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无于安乐”绝对算得上是真理。冯友兰先生也很赞同孟子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说，口碑载道对于人固然是好底。但逆境对于人亦不是完全是不好底。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是说，逆境可予人一种锻炼。“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文，穷而后工。”此是说，逆境可予人一种刺激。逆境可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此是前人的常说者。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也曾遭遇过不少的逆境。初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必须面对语言的障碍，不得不正视东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再加上东西方文化间的矛盾与西强东弱的强烈对照：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苦闷，以至于在日记中写下了“心大不静，竟至不能看书”的话语。
然而，主张逆境是一种锻炼与刺激的冯友兰并未向逆境屈服。他坚持每天专修英语一小时，以解决语言问题；他一本接一本地读西方的哲学原著，试图提高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他为解困惑，拜访“东方第一流人物”——泰戈尔，并向其问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音容为何，直至听到“是种类的差异”这样的答案，才终于释怀。
在一点点地克服逆境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找到了黑暗中的出路，逐渐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巍峨殿堂，走上了哲学的大道，也才有了后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身处异乡的他，面对的近乎是一次学术道路的挑战，逆境一度让他迷失与自卑。但他坚持下来了，在逆境的锻炼与刺激之下，他战胜了自己，走出了困境，最终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功。
古往今来，凡立大志、成大功者，往往都饱经磨难，备尝艰辛，也正是逆境成就了“天将降大任者”。如果我们不想在逆境中沉沦，那么我们便应直面逆境，奋起抗争，直至战胜它为止。其实，有时所谓的逆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或许换个角度，它便不再那么的令人痛苦了。
一个以卖豆子为生的人，整日都在为卖剩下的豆子而发愁，他心疼自己已经付出的本钱和劳动，却不得不面对不可能实现的刚好卖完的现实。然而，犹太人却说：这世界上卖豆子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因为他们永远不必担心豆子卖不完。假如他们的豆子卖不完，可以拿回家去磨成豆浆，再拿出来卖给行人。如果豆浆卖不完，可以制成豆腐，豆腐卖不成，变硬了，就当作豆腐干来卖。而豆腐干卖不出去的话，就把这些豆腐干腌起来，变成腐乳。
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卖豆人把卖不出去的豆子拿回家，加上水让豆子发芽，几天后就可改卖豆芽。豆芽如卖不动，就让它长大些，变成豆苗。如豆苗还是卖不动，再让它长大些，移植到花盆里，当作盆景来卖。如果盆景卖不出去，那么再把它移植到泥土中去，让它生长。几个月后，它结出了许多新豆子。一颗豆子现在变成了上百颗豆子，想想那是多划算的事！
一颗豆子在遭遇冷落的时候，尚且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人更是如此。人生总免不了要遭遇逆境。面对逆境，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坦然面对，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说不定我们能找到另一个出口，看到另一番天地。
逆境带给我们的锻炼与刺激，不应只是面对时的勇气与坚韧，还应有化逆境为顺境的变通与智慧。南非总统曼德拉说：“人生最美的光环不在于人的升起，而是坠下后还能再升起来。”确实，唯有经历并战胜过逆境的人，才有可能成就最美的人生光环。
回归本真，诗意且神圣
若吾人不知宇宙间事物变化之通则，而任意作为，则必有不利之结果。
——《理想人生》“老子哲学”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单从这首诗，便可知杜甫是个热爱并崇尚自然之人：人有了病之后，不要精神不振，更不要失去生活的信心，自寻烦恼。要多去环境幽静的地方散心解闷，看一看自由自在的飞燕，相亲相爱的鸥鸟，寻找生活中的乐趣，这样便可心悦而减少疾病。另外，要治病，除了吃药外，还可以下棋以怡心，钓鱼以抒怀。
确实，我们来自于大自然，只有回归大自然才能找到本真的自己。这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人是一种活动的植物，他们像树一样，从空气中得到大部分的营养。如果他们总是守在家里，他们就憔悴了。”对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也极为赞同，他说：“若吾人不知宇宙间事物变化之通则，而任意作为，则必有不利之结果。”
显然，冯友兰先生是想从反面说明人与自然之关系：人本源于自然，若一味地想要远离自然，无异于“任意作为”，所能产生的“不利之结果”也必然降临于人自己身上，现代人的生活正是如此。当下，人们大多生活在大都市中，平时接触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们远离大自然，污浊的空气和浮躁的气氛无意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烦恼。
这样的日子，宛如魔鬼的陷阱之中一般，也难怪亨利·大卫·梭罗会抛开繁华的生活，扛着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畔去过“诗意且神圣”的生活。于他而言，真正的生活了，应该在大自然之中，也唯有在大自然之中，人才能找回生活最本真的样子。
一个夏天的下午，桑尼夫人与她的朋友到森林游玩，到达之后，就暂时在优美的墨享客湖山上小房子中休息，那里位于海拔2500公尺的山腰上，是美国最美的自然公园。在公园的中央还有一个宝石般的翠湖舒展于森林之中。墨享客湖就是“天空中的翠湖”之意，在几万年前地壳大变动时，造成了高高的断崖。她朋友的眼光穿过森林及雄壮的崖岬，转移到丘陵之间的山石，刹那间光耀闪烁、千古不移的大峡谷猛然照亮了她的心灵，这些美丽的森林与沟溪就成为滚滚红尘的避难所。
那天下午，夏日混合着骤雨与阳光，乍晴乍雨，她和她的朋友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贴着身体，但是她和她的朋友仍彼此交谈着。慢慢地，整个心灵被雨水洗净，冰冰凉凉的雨水轻吻着脸颊，霎时引起她从未有过的新鲜快感，而亮丽的阳光也逐渐晒干了衣服，话语飞舞于树与树之间，谈着谈着，静默来到她和她的朋友之间。她们用心倾听着四方的宁静。当然，森林绝对不是安静的，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生物活动着，而大自然张开慈爱的双手孕育生命，但是它的运作声却是如此和谐平静，永远听不到刺耳的喧嚣。
在这个美丽的下午，大自然用慈母般的双手熨平她们心灵上的焦虑、紧张，一切都归于平和。
当她们正陶醉于优美的大自然乐章之中时，一阵急速的乐曲突然刺激着耳膜，那是令人神经绷紧的爵士乐曲。伴随着音乐，有三个年轻人从树丛中钻出，其中一位年轻男孩提着一架收音机。这些都市中长大的年轻人不经意间用噪音污染了森林，真是大煞风景！不过他们都是善良的青年，在她和她的朋友身旁围坐着，快乐地交谈。
她们本想劝三个年轻人关掉那些垃圾音乐，静静聆听大自然的乐曲，但想到自己并没有规劝他们的权利，最后还是任由他们这么做着，直到他们离去、消失在森林之中为止。试想，大自然的音乐多美！风儿轻唱着，小鸟甜美地鸣啼……这种从盘古开天以来最古老的音乐绝非人类用吉他与狂吼能制造出来，而他们竟然舍本逐末，白白浪费大好的自然资源，委实令人惋惜。
大自然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最高享受，谁能与大自然亲近，谁就能拥有最惬意、最健康的生活。有空的时候，不妨走出喧嚣的城市，步入静谧、纯粹的大自然，去享受清风的吹拂、感受花草的芳香，一切的苦闷和阴影都会烟消云散。
附录
哲思人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
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个书香之家。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1902年（七岁）
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1904年（九岁）
合家迁往南昌，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十二岁）
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1908年（十三岁）
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跟随母亲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此间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十五岁）
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
1912年（十七岁）
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从此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二十岁）
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二十三岁）
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冯友兰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1919年（二十四岁）
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1923年（二十八岁）
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并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二十九岁）
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
1925年（三十岁）
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
1926年（三十一岁）
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1928年（三十三岁）
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先生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三十六岁）
《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问世。
1934年（三十九岁）
《中国哲学史》下卷出版问世。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1935年（四十岁）
十月底十一月初，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在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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