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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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好。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在晚上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对着月亮发呆，想着好笑又甜蜜的事情。白天，我仔细观察自己，我看起来像一个期待夜晚到来，服用万灵丹的人吗？我渴望那东西吗？我寻找渴望药物的征兆，就像我在怀孕初期，随时注意异常的疼痛和痉挛，因为那可能是流产的前兆。我开始胃痛，对我来说，吗啡是种怪异的甜点，不好吞，也不好消化。到最后，我宁可和朋友吃饭，也不想为一只海鸥而感伤。14天后，我突然停止服药。我有些焦躁不安，还有点鼻塞。不过也许是被女儿传染了感冒！
以下是我这次实验的心得。看你喜欢哪一个吧！
吗啡不一定会导致成瘾反应，而对于戒断期间的生理反应，确实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的现象。
克雷勃也许会说，我的基因健全，所以成瘾的可能性不会提高。
我并未进展到注射药品的程度，所以快感不会提高，内侧前脑束也没有受到密集的刺激，所以没有任何风险。
我不置身于人群，也不在牢笼中。
挑一个，或是都不要。我也搞不懂，只觉得累了。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美好到让我感到幸福。
人类的天堂在哪里
最后我打算亲自造访老鼠乐园。我想躺在里头，感受着空间的宽敞，呼吸着杉木木屑的浓重气味。我看到亚历山大保留的木夹板做成的墙面，那是老鼠乐园的布景，上头画着高耸的松树，映衬着背后的蓝天。天空中飘着几朵云，河水奔流注入大海。
老鼠住在这个乐园里，就相当于人住在四季如春的加州，食物来源从不匮乏，没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身旁弥漫着木头的香气，就好像曾祖母的木制衣柜。亚历山大说这个老鼠乐园是正常环境，他说：“我们坚信这个正常环境可以充分满足老鼠的需求，所以吗啡产生不了吸引力。”
不过当我看到眼前的设施，当初还有充足的食物，随时可用的运动器材，怎么都不觉得这是“正常环境”，而是“完美环境”。我相信在实验室外的世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亚历山大实验的致命伤。他打造了一个天堂，发现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快乐。但这样的天堂究竟在哪里？老鼠乐园真能反应“现实生活”吗？这样的环境只能证实，我们如果能置身于这个神话般的世界，即可免于药物成瘾，但这样的世界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我们只能带着有缺陷的基因，活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里。
最后，亚历山大这个情场失意、两度离婚的男人，60多岁时终于和第三任妻子安定下来。他骨子里是个相当浪漫的人，相信老鼠乐园可能出现在真实世界里，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同世界，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浪漫的世界观认为，只要提供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所长。而一般的世界观源于怀疑甚至愤世嫉俗的心态，认为世界充满了困难，处处都是牢笼，我们身边全是无形的栏杆。这两种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同样有说服力，难分轩轾。我相信后者，但我无法证实，也不想证实。
回家后我接到艾玛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终于“摆脱了那该死的药”，还说她再也不用止痛剂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可以想像他一定会大声嚷嚷，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与他手边资料相抵触的故事。艾玛可能还处于痛苦状态，只是她不承认；也许她看似快乐的家，私底下已蒙上了沮丧的阴影；也许她丈夫并不支持她；也许她工作太认真。亚历山大会把从前和我说过许多遍的话，再拿出来跟我说：“在我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从没看过一个内在与外在需求都得到很好满足的人会药物成瘾。这绝不可能。你要是找得到，我就放弃所有的信仰。”
我不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也不会打给克雷勃，告诉他我先生可以很容易得到药物，但没有出现严重的药物问题。真正的药物战争也许不在街道上，而是在学术界。对于成瘾反应的激烈辩论究竟有何意义？不管哪一方都不具有代表性。药物成瘾的问题牵连甚广，不只是化学物质，更包括自由意志、责任与强制、缺陷与弥补的方式等，这些因素交替作用，最终导致难解难分的困境。
我上楼来到书房。夜深了，床边小桌上的彩绘台灯亮起，投射出柔和昏黄的光线。鹅黄色的墙壁让人感觉很温暖，上头挂着樱桃、水蜜桃的素描。我爱这间书房，也喜欢那只毛茸茸的肥猫。我们每个人都想跟它玩。因为家里有老鼠，所以才养了它。尽管养了猫，我还是可以听见老鼠在暖气管中吱吱地叫。就算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它们四处穿梭蹦跳，宛如体操健将，四处啃咬抓搔，不断繁衍。老鼠们，祝它们快乐。
* * *
＇1＇ 利他林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主要作用于大脑皮层，可增加突触前神经传导物质的释出，增加活动力与警觉性，减少疲倦感。——译者注
＇2＇ 19世纪由教会发起的运动，目的在推广适度、有节制的饮酒行为。——译者注
＇3＇ 一种半合成的鸦片类制品，效力为吗啡的5~10倍。——译者注
第8章 你编造了记忆 洛夫特斯与虚假记忆的实验
引言
记忆是人生旅程的深浅足印。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过往只剩下一片空白，任凭他人诠释。唯有记忆的存在，才能证实从古至今，人类的繁衍存续并非虚幻梦境。柏拉图认为记忆是纯粹且完美的，过往经历皆完好地收藏在记忆中，随人回顾怀想。弗洛伊德鼓其如簧之舌，有时说记忆由梦境与现实交杂而成，有时则将记忆比喻为重播的影片。
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却打算挑战两位宗师。洛夫特斯本来打算当数学老师，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她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1966年，她获得数学和心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196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她开始对长期记忆发生了兴趣。
她的观点是什么？记忆像诡异多变的河流，像狡黠的老鼠，难以掌握行踪。洛夫特斯大胆创新的见解，震撼了实验心理学界。
洛夫特斯首先请被试描述看过的物品，如，交通标志、胡须、农舍、刀子等。她可能会问被试：“那个标志不是黄色的吗？”只要她暗示有这个可能，被试明明看到红色的标志，也几乎都会附和说是黄色。其次，她请被试观赏影片，片中一名头戴面具的男性，身受枪伤，倒在无人的街头。她问被试：“你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每位被试都说有胡须，然而片中的男子头戴面具，根本无从分辨。
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说：“现实与想像只有一线之隔。”她以这项实验印证了上述观点，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暗示，也会影响记忆的真实性。记忆宛如孩童的水彩画，在画纸上随意涂满浓稠的颜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事实上却是一片混沌。
洛夫特斯自此声名远播，或说恶名昭著也无妨。她发现记忆会遭扭曲，这项发现本身已具有极佳的卖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位律师请洛夫特斯协助，指出目击证人的描述与监视器拍摄的画面不符，试图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洛夫特斯说：“我帮过不少人。”包括山腰扼杀者（the Hillside Strangler）＇1＇、梅内德斯兄弟（the Menendez brothers）＇2＇、诺斯中校（Oliver North）＇3＇、泰德·邦迪（Ted Bundy）＇4＇等。我很惊讶：“泰德·邦迪？”她说：“没错。那时还没人知道他是连环杀手。”
《山腰扼杀者》电影海报
我问她：“你这么肯定？你为这些人辩护，但你怎么知道他们确实清白无罪？”她回答：“我就告诉你吧！虚假的记忆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成了骗子。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搞得人心惶惶，其实虚假记忆这种病才可怕。每天晚上，在我们好梦方酣之时，不知有多少儿童遭强暴或虐待，这些孩子可能不敢讲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相信的人还真不少！”
洛夫特斯说完，突然哼了一声，接着是一阵沙哑的笑声，凸显出话语中的戏谑意味。她很特别，略带洒脱散漫的气质，游走于专业形象与个人情感间，来去自如，难以捉摸。她接着补充：“25％的被试会这样。虽然不到半数，但就统计学层面看，意义相当重大。这么多人会受……”她静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说过我的情人吗？”今天是2月14日，她刚收到前夫的卡片。这是指她“过去式”的丈夫葛瑞格。洛夫特斯拿出卡片，念着：“你知道我爱你哪一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弗洛伊德说的。”她笑着说：“我还爱他，可惜他已经再婚了！”
改变一生的富兰克林案件
1990年是洛夫特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人很难明确指出哪些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通常都是许多事件纠结不清，逐步酝酿，总得经过多年的沉淀，才能看清始末。洛夫特斯却不是这样。1990年，一位名叫洪葛德的律师致电洛夫特斯，请她为一桩相当棘手的案件出庭作证，被告是一位63岁的老翁富兰克林。他的女儿艾琳指控父亲在20多年前强暴她的好友并杀害了她。
这段记忆在她心里尘封多年，直到此时才想起。年代久远的无头公案，受害者已成一堆白骨，这正是心理学天后洛夫特斯的拿手好戏。她当仁不让，跃上舞台。洛夫特斯说：“你目睹重大变故，完全失忆，而突然在十几年后，灵光一闪，想起整件事的经过？我认为这不可能。”
洛夫特斯并不打算争辩这些重大变故是否确有其事。她质疑的是，受创的经验能否完全与意识脱节，原封不动地贮藏在某个秘密的空间，等时机成熟，全数涌上心头，犹如深埋地底的珠宝箱，开箱即可见到硕大宝石闪闪发光。洛夫特斯说，记忆的光芒无法持久，转瞬间消褪隐灭。她曾在实验中亲眼目睹纯粹的记忆如何受到污染，此外，时间越久，记忆越模糊。
眼前这名老翁富兰克林即将被判有罪，除了女儿的儿时记忆，没有其他确切证据，而她的记忆很可能是受某位新世纪心灵治疗师的暗示而来。洛夫特斯将“暗示”视如妖魔！常人不过一层薄皮覆盖肌肉与骨骼，任何东西都穿得透，当然难以抗拒暗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洛夫特斯出庭为富兰克林作证。她告诉陪审团员，艾琳的记忆未必可靠，问题不在她这个人，而是记忆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间一久，遗漏在所难免。遗忘很久后突然恢复记忆，这类案件在当年屡见不鲜，媒体也大肆报导，富兰克林案就是其中之一。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指出，人类惯于将事实与想像混杂，改造过的记忆反被当做确有其事。
她举实验结果为证：被试把红色标志记成黄色，将不存在的谷仓描述得煞有其事，印象中有胡子的人事实上却没有。艾琳说她看到父亲用来敲碎好友头骨的石块，看到戒指在阳光下闪烁，她还想起地上有一滩血迹。洛夫特斯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艾琳是后来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这些细节的。”陪审团并没有相信她的说法，洛夫特斯为此深受打击。事隔20多年，富兰克林因强暴并谋杀女儿的好友，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也让她决定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洛夫特斯告诉我：“从那时起，我便立志终身都要帮助那些遭受诬告的人。谷仓与交通标志的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显然还不够。更何况当时正流行恢复记忆的心理疗法，每个人都相信记忆会受压抑。我知道我不仅得证明记忆会受扭曲，更要证明我们可以把全然虚构的记忆植入大脑，让记忆无中生有。”洛夫特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洛夫特斯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是位数学奇才，对流行趋势了如指掌，深知如何迎合时下潮流，让他人接受其信念。然而她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她也许和我们并没有分别，也会放大记忆中美好的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常人的通病。
1990年，洛夫特斯为富兰克林案出庭作证，尽管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艾琳是因记忆受到压抑，多年后才回想起当时所见，但洛夫特斯却认为这些回忆未必可信。在此之前不久，巴斯（Ellen Bass）与戴维斯（Laura Davis）合撰的《勇气可嘉的女人》（The Courage To Heal： A Guide for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书中提到：“你如果觉得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