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春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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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长沙大火，原来是守长沙的部队误信日军要进攻长沙，便放火焚烧长沙城，一场大火把整个长沙焚毁了一大半，黄庆祥所在的这支部队；只好转到离长沙不远的城郊待命。
就在前线指挥部从金牛铺撤退的第二天上午，日军第九师团冒雨向金牛铺…泉塘王村…大畈一线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在一阵阵炮兵火力急袭后，大量的日军步兵和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穿越地雷区向阵地发起冲锋，直到毫无抵抗地冲上阵地，才发现中国军队已经静俏俏地完全撤退了。
两日后，日军第九师团占领贺胜桥，切断粤汉铁路。在此前一日，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波田支队分别占领汉口、武昌、汉阳，至此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武汉会战历时五个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而宣告结束。这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在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在广阔的地域，纵横千里的战场上，中国方面集中了全部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精锐，使用了最庞大兵力的协同作战。会战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中国军队以伤亡近二十五万官兵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近十五万人。挫败了日军企图在长江两岸，聚歼中国军队主力的图谋，从而有效地实施战略转移，为实行持久抗战打下基础。
第三章：战地情缘
第一、军旗飘扬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孙副参谋长率前线指挥部的官兵先撤退到岳阳，在岳阳住了几天，然后继续向长沙撤退。一直跟踪尾随的日军第九师团于11月9日攻占岳阳后，便停止进攻。隔新墙河同中国军队对峙，双方军队陷于胶着状态，战局相对平静。
由于日军第九师团攻占岳阳，守卫长沙的警备部队和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领导人，误以为日军会继续进攻长沙。为避免富庶的长沙落入日军之手，湖南省政府领导人便组织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军警，放火焚烧整个长沙城。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大半个长沙被这场人为的大火焚毁。据事后统计，有近三万来不及撤退的老百姓在大火中丧身，居民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一时民怨沸腾，在湖南人民和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谴责中，长沙警备司令、宪兵团长和警察局长被军法审判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省政府领导人受到被撤职留用的处分。
因长沙大火，黄庆祥所在的前线指挥部的部队，便在长沙近郊待命。这时，又发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越南事件，整个抗战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峻。
军委会在长沙和南岳的衡山连续召开二次军事会议，总结研讨抗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下一步对日作战计划。
会议总结了自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以来，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抗战的形势。确定了第二期抗战的主要指导方针和作战原则。以此次会议为起点，形成新的对日作战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
为长期抗战作准备，会后确定了各部队的整训计划，抽调各战区的部队到后方轮流整训，以提高参战官兵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对日作战总的战略方针为持久战。
在此基础上，军事委员会调整和重新划分战区和兵力配备，全国仍然分为八个战区。
以河南及安徽北部为第一战区，称为中原战区。
以山西全省及陕西的一部分为第二战区。
第三战区以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及浙江、福建地区为第三战区。称为闽浙战区或东南战区。
以广东、广西二省为第四战区。后来把第四战区调整为第七战区，所辖兵力不变，称为华南战区。
以安徽西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地区为第五战区。
第八战区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由于日军未能进攻上述三省，该战区实际上为后方。
第九战区为江西西北部、湖北南部及湖南全省。后来因战局的发展，在1940年宜昌会战后，为保卫四川，设立第六战区。将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四川的东部地区划为第六战区。
第九战区的兵力最强，有五十二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主战场在湖南，1938年后的对日作战中，几次大的战役都是在湖南展开的。
第十战区为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主要任务是防守黄河南岸。
加上敌后的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及在四川、云南、贵州大后方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全国共有陆军二百四十二个师及四十个独立旅。其中二十三个师直属军事委员会，为战略预备队。
空军在1938年底至1941年初，实力较弱，不足五万人。
海军几乎是不存在，只有一个空架子。当时的炮兵除各部队有配备外，军事委员会直辖的还有十多个独立炮兵旅，分散在各战区。
鉴于过去对日作战中，由于指挥层次太多，效率低。为提高效率，简化层次，使作战命令能迅速下达到战略基本单位。军委会决定取消兵团和军团二级指挥机构，改军为战略基本单位。撤消师编制内的旅级机构，由师直接指挥团。
在完成指挥机构的调整后，全国陆军二百四十二个师及四十个旅的部队中，大部分在抗战中都与优势的日军作战过，兵员和装备损失较为严重。多数部队本来就兵员编制不完整，装备不齐，经过几次大的会战后，各部队因伤亡过重，减员较大，战斗力普遍下降，急待整训补充，以利持久抗战。
南岳军事会议提出了新的对日作战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现代军事理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行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会议决定，在全国征调补充一百万兵员，加上原有的二百多万作战部队，以及各地组建的自卫队和地方部队，全国陆军作战兵力超过三百万人，是日军陆军作战部队的二倍多。在补充兵员的同时，将全国所有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担任正面对日军作战任务；三分之一布置在敌占区，开辟敌后战场，担任游击作战任务；三分之一抽调到后方进行整训。第一批部队整训完成后，再替换前方作战部队。
整训时间以四个月为一期；一年之内完成全国所有部队的整训。
按照会议精神，各战区立即对所属部队机构进行调整和整训。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原第九战区的第一兵团（左兵团）和第二兵团（右兵团）编制被撤消。第一兵团司令官调任第四战区出任司令官一职；第二兵团司令官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官，在陈司令官出任军委员会要职后；任战区代理司令官一职。
机构调整完毕后，陈司令官又将战区长官部精简出来的直属部队，统一编为三个师，由长官部直接指挥，对外叫独立师。孙副参谋长兼任独立第一师师长。
独一师成立哪天，陈司令官亲临独一师师部，代表战区长官部将一面绣有“中国国民革命军预备第X师”的军旗授予孙师长。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独一师的官兵在孙师长的领导下，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建立功勋。
孙师长在陈司令官讲话后，代表独一师全体官兵表示，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为国家建立功勋。
所谓的独立师；就是在编制序列上；不是由集团军、军这二级机构指挥，而是直接接受战区长官部指挥的师一级单位。
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各战区也相继组建了预备师、新编师和暂编师。
独一师在湖南组建时，是按乙种师的编制编成的。部队官兵的来源，主要是在原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教导队川军刘团长的部队；第二团为原战区宪兵团。第三团为警察部队；师直炮兵营有一部分是从海军水兵转过来的，加上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辎重连、卫生队和担架队等直属分队，全师不足三000人，只有甲种师一个团的实力。
孙师长保举刘团长做副师长，第一团团长由李家军参谋长担任；李久财升任第一团第一营少校营长；师参谋长由长官部新派遣来的，叫罗国东，江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原是战区第二兵团司令部作战处长。赵处长仍回战区长官部做参谋处处长。独一师组建后没几天，按要求又组建师政治部。其人员主要来自战区抗敌剧团的演员和文艺工作人员。师政治部主任叫张兴旺，湖南人，黄埔五期毕业的。独立师成立后，师一级的军事、政工人员从师长、副师长到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衔都是少将。哪时，只有资历老一点的师长才是中将军衔。
独一师组建后，警卫班编入警卫连，由唐朝担任上尉连长；黄庆祥由上士班长提升为少尉排长；万顺发为准尉司务长；警卫连除警卫班外，分别从下属三个团各抽调一个排组成。黄庆祥任一排长，二排长是宪兵团调来的，叫汪金龙，湖北沙市人；三排长原是武汉警察局的警察，叫谢显平，湖北武汉人；警卫连组建时全连只有四十六人，每个排只有二个班，每班六人；一排连黄庆祥在内共十三人。一班是师部警卫班，六个兵；按唐朝的意见给孙师长配二个警卫员，刘副师长、罗参谋长、张主任各配一个警卫员。班长作机动，负责警卫班的日常勤务。二班担任外勤；警卫连刚开始主要是担任师部的警卫勤务工作。
黄庆祥自从担任少尉排长后，深知这份荣誉是孙师长给的。从今以后，只有好好地跟随孙师长效命沙场，以报知遇之恩。
独一师在湖南长沙北郊组建时，正值长沙大火后。新年将至，哪时的湖南，特别是长沙，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师部所在地位于长沙城北郊的一所中学内。由于担心日军进攻，学校解散了，学生都回家。整个学校只剩校舍空荡荡的。师部机关人员不多，除警卫连外，通讯连和师政治部宣传队也住在这所中学内，孙师长让集中搞一个伙房，均在警卫连食堂就餐。其他直属分队如工兵连、辎重连、卫生队和担架队都分散住在中学附近的民房内。
建师之初，由于独一师是新编成的，其兵员、经费、装备来源较少，特别是陈司令官到重庆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一职后，战区司令官一职由原战区副司令官兼第二兵团司令的薛司令官代理，基本上就没有人重视独一师的建设了。
薛司令官是广东人，同陈司令官都是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参加过东征、北伐及中原大战；武汉会战中指挥所属第二兵团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
自从薛司令官到战区履职以后，将其兵团部的指挥机构同战区长官部合并，让编余的官兵充实到各独立师去。由于战争扩大，国民政府主要的财源地江浙一带被日军占领，造成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困难。各战区部队的经费和装备补充就很紧张，个个都在叫苦叫穷。特别是像独一师这样新组建单位，在兵员、经费、装备从正常渠道补充就更困难了，孙师长兼任的战区副参谋长一职，自从薛司令官到战区履职以后就辞去了，专任独一师师长。
孙师长发誓要把独一师带成一流的主力师。
师机关官兵在餐厅吃饭时，黄庆祥看见孙师长扫了一眼穿着各色军装的官兵，对刘副师长、罗参谋长和张主任说道：“要提高独一师的战斗力，首先要从统一独一师官兵的服装开始。独一师的官兵来自不同的单位，军装五花八门，影响独一师的整体形象。”
几位长官便在餐桌上商量如何补充兵员、经费和装备。
罗参谋长长期追随薛司令官，是薛司令官的老部下。孙师长便希望罗参谋长想办法，从薛司令官的长官部要来装备和经费。罗参谋长回答说：“薛司令官很难弄，只注重一线部队的需要，对于二线部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只有自己想办法。”
孙师长又问张主任：“你是湖南人，本地较熟，有什么办法从湖南省政府搞点经费来？”
张主任是长沙的一个职员家庭出身，没有什么背景。见孙师长发问，便摇着头说：“去年底，长沙的哪一场大火，烧得省政府焦头烂额，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省政府自顾不暇，哪有钱？政治部能做的，只有让政工人员在街上搞宣传募捐，多少可以弄点钱来招兵买马，还可以扩大独一师的影响力。”
刘副师长见状对孙师长讲：“没想到在嫡系的中央军里，也有亲疏之分。上街搞宣传募捐，只是小打小闹，以长沙目前的情况，上街募捐很难有什么效果。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不如让我回一趟四川，找在四川省政府保安处的老关系，弄点钱和补充一些兵员回来，加强我们师的实力。”
刘副师长是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将军的亲属，虽然刘湘将军病逝，但刘副师长的关系还在。因此，想到回四川筹措经费和兵员。
孙师长赞赏地说：“这样好！四川本来就是抗战的大后方，我们师的官兵大部分是四川人。如果今后都能从四川得到兵员和经费补充，那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