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爱大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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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冲是金庸写得最自由的人物，他可以跟江湖大恶人田伯光拼酒比剑称兄道弟，他可以担任全部成员是女尼姑的恒山派的掌门，他也可以与魔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结为夫妻。其言语行事，多属于“任性情”一类，像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物。令狐冲以自己认可的正义为准则，来惩恶扬善。他从容地游弋于“正邪”、“黑白”二分的江湖世界之中，并超越被世俗人等遵守的神圣的、固有的观念。
与令狐冲相比，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拥有更为彻底的自由意识。《天涯？明月？刀》是古龙创作风格发生转折期间的一部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天涯？明月？刀》是我最新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带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这种转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此，这部小说问世之后，遭到了读者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古龙的写作受到商业出版机制的制约，所以读者的批评给他以沉重打击，迫使他放弃了这一大胆的探索。
与古龙的其他小说一样，《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所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都与真实的历史无关。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低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对既成的“历史”的超越。宥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小说，只能是历史的附庸和注脚而已。古龙没有作挑战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尝试，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选择的是一条取巧的道路：干脆就无视历史的存在，而虚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不管古龙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他的这种勇气是金庸所缺乏的。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了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无“有”，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入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狐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地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打破了宁静的家庭生活。《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令狐冲与傅红雪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都是江湖上的浪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是，令狐冲虽然没有亲身的父母，却有高高在上的师父与师母。师父和师母将令狐冲养大，从他的童年时代就一直充当着、替代着他的父母的角色。令狐冲的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逐渐褪去其“君子剑”的外衣，而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令狐冲与岳不群之间，由师徒关系一步步转换成仇敌关系。尽管如此，令狐冲心目中依然无法脱离岳不群的阴影，在嵩山武林大会上，他见到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一众师弟师妹时，是这样的表现：“他心中一酸，跪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在遭到岳不群的训斥之后，“眼泪涔涔而下”。而此时，岳不群的阴险毒辣已然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令狐冲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牢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令狐冲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江湖社会与世俗社会是同构的，江湖中的师门、派别等等，又何尝不是令狐冲的另一个“大家”，何尝不是他脖子上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无门无派，一个人、一把刀，浪迹天涯。傅红雪没有家庭的束缚，故能够更加自由地行事。在《脱出樊笼》一章，古龙写傅红雪与琴师钟大师之间的对话，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而古龙的自由观也蕴含其中。傅红雪对钟大师说：“我在这把刀上付出的，绝不比你少，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你所拥有过的那种安慰和荣耀，我所得到的只有仇视和轻蔑，在别人眼中看来，你是琴中之圣，我却只不过是个刽子手。”但是，傅红雪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发掘到了自身的尊严和高贵，“他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从别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打击中找出来的！因为别人给他的打击越大，他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反抗的力量，竟使他终于挣脱了他自己造成的樊笼。”所以，古龙感叹说：“高贵独立的人格，本就和高尚独特的艺术同样应该受人尊重。”在个体价值的觉醒方面，傅红雪比令狐冲来得彻底。因为傅红雪既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家”，也没有象征意义上的“家”。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站立在天与地之间。
爱情与自由，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就是“对立的统一”。令狐冲深陷爱情的旋涡，如同深陷江湖的杀戮。令狐冲真正深爱的是离他而去的小师妹，而不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任盈盈。小说中写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部分，显得平淡无味，面目依稀；而写令狐冲与小师妹爱情的部分，则情真意切，让人一咏三叹。尤其是小师妹岳灵珊被并不爱她的、居心叵测的丈夫林平之下毒手之后，生命垂危，金庸写令狐冲之表现如在目前：“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便要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令狐冲无法拒绝小师妹最后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回应刻骨铭心的初恋，终于答应了她的恳求，不惜出让日后的自由，受无穷的拖累。
岳灵珊一死，“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负你了。’”这一段，是《笑傲江湖》中写爱情写得最动人的地方，而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在这里也展示得最为充分。爱情也就意味着你将为对方牺牲掉相当大一部分的自由，而这一牺牲未必会带来幸福。在前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受家庭的另一种形式——师门的制约；而在后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则被安置于爱情的笼罩下。他看上去飘逸安然，真正享有的自由却少得可怜。随着故事的进展，令狐冲的武功在飞速地提高，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自由与在心灵里的自由，并没有与之同步扩展。
傅红雪也是一个被爱情伤害得极深的人。古龙以他惯有的笔法，将傅红雪的爱情经历语焉不详地写得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在故事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让读者松了一口气的团圆结局。傅红雪的爱人是翠侬，一个俗气的名字。翠侬曾经是一个被无数人凌辱的妓女。落魄英雄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之间的爱情，本可大肆渲染，古龙却平平淡淡地写来，把想象的空间留给每一个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傅红雪与翠侬爱得是那样地深。后来，他们却离开了对方，各自怀着深深的痛苦。
当傅红雪了却江湖恩怨后，来到一条溪水旁边。溪水边，有一个寂寞的女子，衣襟上戴着串小小的茉莉花。溪水清澈，她低头看着，忽然看见溪水中央倒映着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柄孤独的刀。她的心开始跳，她抬头就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她的心几乎立刻要停止跳动，她已久不奢望自己这一生中还有幸福。可是现在幸福忽然出现在她眼前。他们就这样互相默默地凝视着，很久都没有开口，幸福就像是鲜花般在他们的凝视中开放。”傅红雪经历重重苦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幸福、也获得了自由。古龙的小说中，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阴影，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写苦难中的爱情。古龙笔下的爱情，比金庸笔下的更加绝对、更加纯粹，也更加可怕。爱情与自由的对立，也就更加富于戏剧性。在我看来，古龙的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丝毫不让于上面金庸的那段沉痛之笔。哀景与乐景，相映生辉。
拯救与逍遥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曾经将人生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美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及时行乐，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而又能使烦恼减少到最低限度。对别人或道义，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实行“轮作法”，不断地变换寻找快乐的方式，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农夫轮番耕作他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