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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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正是他寄予厚望的、他所亲自培养起来的人！孔明拒绝了众将的求情，挥泪斩了马谡。这可以说是，像孔明这样的贤明的主帅，也由于对马谡过于慈爱，造成判断有误的例子。但从另一种看法说，这一调遣马谡的悲剧，也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蜀国人才的缺乏。关羽、张飞均已亡故，谋臣法正以及黄忠等建国以来的得力之臣也相继死亡，当时西蜀只靠孔明一个人在那里孤军独撑。不但如此，随着与魏战斗的加剧，西蜀人才匮乏日益成为孔明很大的压力。孔明不得不使用后来谋反的魏延，也是大有难言之隐的苦衷啊。

关于孔明的心情，吉川先生在〃五丈原之卷〃中，做了如下的描述：

〃孔明虽未说出口，但他内心里确实有一抹寂寥。他内心里早已想好了连科学的创造力都无法企及的作战方略，他也相信执行这个作战方案肯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唯独西蜀军中人才的缺乏，是怎样也弥补不了的。〃

关于证点，户田先生指出：〃人的才干总是有长有短。即使英明如孔明，也是无能为力的。蜀国之所以未能很好地收揽人才，是因为孔明之才太高，而又过于严肃认真的缘故。〃

各方面的才能都过于擅长所造成的悲剧——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军师孔明自身所造成的悲剧。同时也不应忘记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话：〃而且他也没有尽力搜求人才的余裕，我想，这点是他未能培育后继者的原因。〃这说明户田先生同情孔明所处的困难处境，同情孔明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严峻性。

晚年的孔明，内心里怀抱着别人无法为之分忧的苦衷，而同时又落入不能不进行到底的、为国奋斗的孤立命运。激烈的军务和精神的劳瘁，使他身染重病，而且，他手中足以托以后事的人，为数并不多！

即便如此，孔明为报答刘备的厚恩，完成刘备的遗业，还是毅然与敌将司马仲达相对峙着。孔明这一赤诚的心和他峻烈的生活态度，自古以来，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感动得下泪。土井晚翠①的著名诗篇《星落秋风五丈原》，就是歌唱孔明的这种心情的。

①土井晚翠（1871…1952），诗人，曾长期任过第二高等学校英文学教授。

祁山之夜夜色深，萧瑟秋风发悲吟。

繁露零落田野冷，阵云黑压五丈原。

草桔黄，马肥壮，蜀军旌旗暗无光，

营静鼓角几声寒。丞相已病危！

（中略）

梦寐难忘君王恩，临终遗诏铭心田。

鞠躬尽瘁忧国家，风风雨雨几春秋，

而今败叶雨中颤。一旦大树倾颓后，

汉室气运益难言。丞相已病危！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58卷》，土井晚翠作，筑摩书房版）

这是一首极好地表现了以最后战场五丈原为背景的、诸葛孔明的生平及其精神境界的诗。病重的孔明。蜀军旗帜暗淡无光。来去于孔明胸中的是大志中途未酬，刘备对自己的深切信任与对蜀汉的命运。……在这首诗中充分写出了即将病殁的孔明极其悲痛的心情。

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的新年，我把这首《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歌唱给了恩师户田先生听。这是将土井晚翠的诗附上曲谱的歌，恩师静静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摘掉眼镜，用手绢捂起了眼睛。随后他说〃真是一首好歌，请再唱一遍。〃前后我唱了六遍。他向我们说：〃你们了解这首歌的真正精神了吗？〃

于是户田先生宛如讲述自己的事情一般解释了孔明壮志未酬、半途死去的心情。他说：〃孔明的生命已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眼看就要从断崖绝壁坠下的时刻。他的军队正处在败色笼罩当中。在这关键时刻，人会想起什么，怎样想呢？绝不会是简单的悔恨，更不会是可以认命就能解决的。……当我想到孔明死不瞑目的心情时，不由得掉泪啊。〃

诸葛孔明在五丈原落下了他人生五十四岁的帷幕。壮志只实现了一半就不得不死去的他，其心中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即使他在临终的一刹那间，他的这种执著念头的烈焰也绝不会熄灭。这种贯穿于他现世与来世的强韧的执著之念，以奇妙的现实，凝结在〃死诸葛能驱走活仲达〃这一事实上，结果保卫了蜀国的安全。魏灭蜀是孔明死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的事，这样看来，孔明晚年的北伐，虽未能取胜，但他那动天地感鬼神、壮烈至诚的一念，既挽救了蜀的危机，同时也使他的英名永垂千古。

诸葛孔明，受刘备知遇时是二十七岁，到他五十四岁身殁于五丈原为止，在这波澜万丈的二十七年间他一贯坚守的洁白的〃生与死〃，在《三国志》的人物当中，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辉。

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二）

民众的原像

　——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扎根于庶民之中

　——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