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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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没有交接，张副市长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回东州市处理工作，每回来一次都要开一次市长办公会。我只好在北京与东州之间来回接送。我给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打飞的。
最有意思的是，张副市长每来回一趟，都会有一堆人接送。一快到周末，一些局长、主任、区长、县长就打电话向我探口风，有叫老弟的，有叫雷秘书的，还有称雷处长的，打探张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几点的航班，云云。由于张副市长不喜欢那么多人接进，弄得我十分为难，但无论怎样封锁消息，每次接送都不少于五六十人，多时甚至有上百人。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圣经》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按理来说，接送张副市长只要通知秘书一处就行，由秘书一处安排谁接谁送，但秘书一处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弄得张副市长每回来或每次走，都要在机场贵宾室办一次公，跟开市长办公会一样！另外，东州机场值班经理室的经理们也不一般，与政府的头头脑脑熟得不得了，每次张副市长回来或走，即使不通知秘书一处安排，也是要通知机场值班经理室的，这边电话刚过去，那边不知已经通知多少哥儿们了。
张副市长所在的青干班一共有学员一百六十八人，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少壮派正厅级干部，入学考试张副市长考了八十九分，全班成绩最低的是二十多分。知道成绩后，张副市长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考了全班第一，那口气就像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生。
张副市长太要强，凡事都要争个第一，从来不服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搞政治的大忌，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当秘书的时间还短，并不敢提示他，更不敢指手画脚。
张副市长去北京学习后，综合四处闲了下来。下午无事，林大勇来到我的办公室。自从他就任综合明处处长以后，没事就来我的办公室坐坐，起初我以为张副市长不在家，林大勇无非是找我闲聊。来了几次后，我在闲聊中发现，林大勇是希望通过和我闲聊，多了解张副市长。我在综合四处工作多年，深知理解领导意图的重要性，看来林大勇工作上是遇上难事了，对于像他这样的综合处处长来说，最大的窘事就是跟不上领导思路。
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大勇，你说实话，任综合四处处长还习惯吗？”
“雷默，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林大勇见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毫不避讳地说，“韩寿生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和我交接，综合四处的活儿我到现在也接不上茬，对张市长工作风格、特点还不熟悉，搞得我很被动。”
“大勇，”我纳闷地问，“你是张市长亲自选定的处长，凭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对他一点都不熟悉呢？”
张副市长每次见到林大勇就像见到小老弟一样，其实林大勇比张副市长只小两岁，两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无话不谈，原来这里面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玩政治是需要魔术技巧的，我暗自佩服张副市长对魔术无师自通的悟性。
“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林人勇直言不讳地说，“我到办公厅就在综合三处工作，根本没离开过文教口，不瞒你说，雷默，我对城建工作是个外行啊！”
“大勇，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我见林大勇说得真诚，便动了恻隐之心，真诚地说，“我给你一套材料，保准儿你马上进入角色。”
“真的？”林大勇将信将疑地问。
我卖关子地笑了笑，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大摞材料说：“大勇，这套材料是我收集的，包括张市长任副市长以来的所有的讲话、会议纪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一共十二本，你看完以后，以前的工作你就衔接上了，而且，你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张市长工作风格和特点。”
“雷默，”林大勇如获至宝地说：“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张市长选你做秘书真是慧眼独具，不过，以你的才能做秘书有点委屈你了。”
“我倒觉得做秘书以来长了不少见识，情商指数明显提高。”我谦逊地笑着说。
林大勇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互相点了火，他深吸着烟说：“从政是需要高情商的，有人说一个人成功与否，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情商，百分之二十取决于智商。”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附和着说，“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人情练达的人，自身的情绪要妥善管理，人际关系也要妥善管理。”
“雷默，”林大勇深沉地说，“只是官场上的人情过于练达了，有些人就好像蚊子，不停地寻找目标叮咬，防不胜防，既盯着人咬，也被咬，官本位这种流行病跟大脑炎差不多，就是这样扩散的。”
我暗白惊诧林大勇的深刻，大有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无奈。
“对官本位的崇拜的确像一种疾病，而且会传染，不过你知道这种传染病的温床在哪里吗？”我用探讨的语气问。
“在哪里。”林大勇颇感兴趣地问。
我指了指心脏，“在人的心里。”
“深刻，”林大勇赞赏道，“雷默，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把衙门称为庙堂吗？”
我摇了摇头，笑而不答。
“庙堂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官员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权力，百姓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官员，从古到今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庙堂，庙堂在许多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教堂。”
“大勇，”我赞赏地说，“你这个比喻得好。
林大勇哈哈大笑，“雷默，我们这些谬论要是被张市长听到了，一定大发雷霆！不过，有件事你应该提醒一下张市长。”
“什么事？”我警觉地问。
林大勇本能地压低声音说：“韩寿生到北郊区任副区长挂职锻炼，从办公厅带走一部奥迪轿车，车号还挺小，知道的是他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市领导呢。这件事在北郊区和办公厅影响很不好，有损张市长形象。”
我听后轻蔑地笑了笑说：“韩寿生就喜欢做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事，仗着给张市长当过秘书孤假虎威，他永远也不懂，狐是永远也成不了虎的。”
34。谈判
一晃国庆节就到了，张副市长利用节日放假之机，应林诚昆先生之邀赴香港谈判银环路建设事宜。张副市长带了一个精干的谈判小组。在这个谈判小组中，有与张副市长私交最深的市建委主任丁仁杰和市财政局局长李凤江。两个人都是张副市长的牌友。赵奎胜先行到了香港，并且亲自到启德机场接机。
张副市长一行一到香港，几乎在尚未喘匀气的情况下，就被引领到黄河集团总部华人行，在基建集团会议室就座。热情的林诚昆先生一一介绍在座的人，只见他宽额疏发，中庭饱满，戴着黑框眼镜，一双明目炯炯有神，笑容亲切可掬，衣着朴素，走起路来稳健方正，谈笑风生。
香港黄河集团方面，谈判阵容强大，有黄河基建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工程经理等七八个人。
“张市长，”林诚昆儒雅地说，“上次去东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州人的真诚、豪爽深深地打动了我呀！”
“林先生，”张副市长真诚地说，“从艰苦创业到成为香港商界的领袖，您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您的传奇经历令人感佩，您不断捐资助学，扶危济贫，您的爱国爱民善举令人尊重啊。”
林诚昆镜片后那双大眼内射着睿智的光芒，他动情地说：“我幼年家贫，深知贫的滋味，而且少年时期饱经战火离乱之苦，饱尝人生道路的艰辛。我的父母对我进行的教育是‘做人要有骨气’、‘穷者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发达不忘桑梓’，因此，当我走上人生道路之后，坚持正直做人，艰苦奋斗。现在我的工作其实是很简单的，我每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不是用来想今天的事情，而是想明年、五年、十年后的事情。东州形势这么好，有那么多的优势，黄河集团不会放过与东州合作的机会，东州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啊。”
众人无不被林诚昆的真诚所感染，张副市长开门见山地说：“林先生，我这次专门带来了一个谈判小组，希望这次香港之行与贵公司在银环路的合作上有一个实质牲的进展。”
林诚昆点了点头，笑着说：“我们董事会对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项目。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我看下午就进入实质胜谈判吧。”
“太好了，林先生，”张副市长郑重地说，“我对林先生的真诚倍感钦佩，希望我们精诚合作，共谋发展。”
下午，谈判一进入正题，气氛不可避免地有些紧张，关键问题是回报率。黄河集团依照在中国南方投资的经验，提出最常见而又约定俗成的数字——回报率百分之二十。张副市长诚恳地摆出了南北方改革开放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现状不同这一显而易见的理由，表示这个数字很难接受。他同样用大量的数字来说明地区差，人为笼统照搬，势必出现大的亏空。比如南北的工资差，在香港可能不大理解，但是在内地，却是人所共知。张副市长不急不躁，一点一点地解释说明。
对力拿出在长三角南港市投资实例，既保持百分之二十回报率，又有政府担保。谈到这儿，出现“外松内紧”的僵持状态。各说各的理由与根据，而且双方都想用自己充分的论据说服对方。
在张副市长来香港之前，魏正隆、李国藩与他进行了一次深谈，许多原则性的方针大计已经敲定。因此在谈判中所遇的一些问题，几乎全在预料之中。如过去谈判，通常以固定回报率相许诺，而对方很难相信东州市的回报能力。其实东州市政府也心里没底，结果这种合作谈判往往成为一场空，使对方越发对东州市不信任。
这次谈判，一改过去风格，双方均实打实。东州市以现有的亟须改造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黑水河堤坝路作为存量资产投入，实实在在地向对方交底，以合作建设项目——大坝路的收费收入，按比例提取回报。同时表明此举目的在于拉开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功能，改善投资环境。这种举世瞩日的大工程，可以说是脸面式、广告式的大工程，对于黄河集团形象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包装。
其实，谈判前，黄河集团就曾多次派员到东州大坝路实地踏勘过，对其现有路况和车流量有了第一手材料，对东州市合作工程的设计方案和财务损益表，也研究了个一清二楚。对方确实打开了天窗，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就这样，百分之二十回报率和政府担保悬而末决。
回到宾馆，张副市长连夜测算回报率的准确度，一年一年地算，翻来覆去，一丝不苟，既不夸张，也不缩小，并不时地给东州市方面打电话，发传真，核实情况。一干就是通宵。
第二天再谈时，张副市长十分诚恳地表示：我们该做的承诺，一定不含糊，而不能做到的承诺，也望黄河集团理解和原谅。对方仍有人不解地发问：“为什么南方能政府担保，而北方却不能呢？”这让张副市长一时间不好回答。说开放程度不同？地区情况不同，似乎也说不通。他掂量再三道：“我们按中央指示办事……不允许的事情不能做。我只能说这些。”对方见势，只好咬得不那么紧了。至于回报率，仍僵持着。
深夜，在香港海景万鹏酒店客房里，张国昌、丁仁杰、李凤江、赵奎胜在沙发上一边坐着喝茶，一边商量对策。
“张市长，”李凤江感慨地说，“没想到黄河集团对大坝路的路况和车流量这么清楚，对我们的设计方案和财务损益表也研究得一清二楚。”
因连续谈判，张副市民显得有些疲惫，他摘下近视镜揉了揉眼睛说：“我早就提醒你们这次谈判是一场硬仗，要做好心理准备。”
“张市长，”丁仁杰有些沮丧地说，“我们确实是有备而来的，不过，百分之二十的回报率，还要政府担保，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僵局呢？”
“凤江，”张副市长果断地说，“你继续组织人测算回报率的准确度，争取找到最佳方案，一定要打破这个僵局。”
“好吧。”李凤江说完出去了。
“大哥，”赵奎胜用商人的口吻说，“百分之二十的回报率并不高，这跟投入银行吃利息差不多，依我看回报率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政府担保。”
张副市长思虑再三说：“奎胜说得有道理，黄河集团因修这条路而获得的国际美誉，远比金钱大得多，甚至无法比拟。黄河集团是个上市公司，有这一包装，今后向世界打投资重工业城这张牌，会陡然增加许多凝聚力的。至少具有远见的股民会立刻跟着走。”
“大哥说得对，”赵奎胜笑眯眯地揣摩着张副市长的心思说，“林诚昆的投资方向转移，股民也会马上跟着转移。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