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挣扎-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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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惰性与伴之而来对于例行工作的厌恶可能会较占优势，如果他们的经济困顿，则他们可能会偶而外出谋职，或相反地沉沦为过着寄生的生活。若他们有适度的方法可循，则他们可能会极度限制他们的需要，以便能为所欲为。然而他们所做的事，常具有“嗜好”的性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屈服在完全的惰性之前，这种结果在果卡洛夫所难忘的欧布＊摩中巧妙地被说明了，这个人甚至连必须穿鞋子都觉愤恨。他的朋友邀他参加环游各国的旅行，且为他准备妥一切，此时欧布＊摩在他的想像中已看见自己正置身于巴黎以及瑞士的山脉中，而我们却仍须犹疑着：他去或不去呢？当然他是不会去的。
即使不至于变得如此极端，蔓延的“惰性”也会带来败坏的危险，就像欧布＊摩以及他的仆人晚期的命运所表现的一样。（这乃是第三种类型肤浅生活中的一种变化）这种惰性危险的，因为它不只反抗做事，而且对于思想与感觉也都表现出阻抗作用；思考与感觉于是变为全然反动的，某些连续不断的思想可藉交谈或分析者的补充说明而显露出来，但因为它并未用及＊力，所以很快地也就会消失了。有些感觉，不管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可能会因拜访或信件而引发，但同样很快就会消逝。一封信可能会引起他回信的冲动，但若不马上回信，很快就又会忘掉。有关思考的惰性在分析中明显可见，而且常是分析工作的大障碍。简单的精神操作都因此变得相当困难，在一小时内不管所讨论的是什么，很快地就会被忘掉──并非因为特别的“阻抗作用”所致，而是因为病人将讨论的内容看成是头脑的异物一样。有时在分析中他会感到无助与混淆，在阅读或讨论某一稍微困难的问题时也会这么觉得，因为他觉得要将前后所读的、所听的事项连结在一起，这种压力实在够大的了。有位病人在梦中表现了这种无目标的混淆，梦中，他发觉自已正置身于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他茫然不知去处；他不知该前往那儿，也不知道接下去该往那儿。
惰性愈蔓延，则个人的情感愈会受其影响；他需要更强的刺激以带来反应，公园里一片美丽的树叶不再引发他的任何情感；他需要艳丽的夕阳。此种情感方面的惰性引发了悲剧的元素，诚如我们所知的，退却的类型对他的夸张大加限制，以便保全他情感的真实性。然而，如果行之过于偏激，则此种过程可能就会扼杀了原欲保存的生命力。因此，当他的感情生活变得麻痹后，他会比其他病人更因此种情感的干枯而感痛苦，这也是他急欲改变的一件事。当分析继续进行，而他能普遍变得活跃时，这时就会偶而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正变得更具活力。甚至于，他会憎恨去了解他情感的干枯，只不过是他惰性蔓延的一种表现而已，因此只有降低此种惰性，情感方会有所改变。
如果能够维持某些活动性，而且生活的条件相当顺利的话，则此种长久退却的现象可能会恒久不变，退却的类型有许多的特性，此可综合而归结为；他抑制了斗志与期望，他憎恶改变以及厌恶内在的挣扎，他具有忍受事物的能耐。然而，有一项扰人的元素存在──自由对他的吸引力，却会影响了这些特性。事实上，退却者乃是个被征服的反叛者。至今，我们已由研究中，获各此种对付内在与外在压力的消极抵抗所表现的特质。然而，它随时可能转变为积极的反叛，是否会转变，乃依据夸张的倾向与自谦的倾向之相对力，以及个人亟需拯救的生活力的程度高低而决定。夸张的倾向愈强，则他愈活跃，便也愈容易不满于生活的限制。而对外在情势的不满便会占了优势，基本上这种不满乃是“为了反抗而起的反叛”，或者，如果针对他自己的不满占优势时，则此种不满乃是“为了争取什么或失去什么，而引起的反叛”。
周遭的情势──家庭、工作──会变得令他不满，因此，最后他再也无法忍受它，而会以某些方式公然地反叛它。他可能离家、辞职，而且会攻吉与他有关的每一个人，以及反抗风俗习惯与法律规章，他的态度无异于“你期望我什么或重视我什么，都与我毫无关系”，这在温文尔雅或鲁莽无礼的方式中都可能表现出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发展，如果此种反叛主要是针对外界而起的，则它在本质上并非是建设性的举动，且可能因而驱使他更远离他自己，尽管它使他的精力得以因之抒发。
然而，反叛可能更会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基本上则在于反抗内在的暴行，于是它在某种限度内，便具有释放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常是渐渐发展而成的，而不是一种暴乱的反叛；与其说它是一种革命，毋宁说是一种演化来得较恰当。于是他会更另苦于他的桎梏，他了解他多么地被束缚着，他多么不喜欢他的生活方式、他虽然很遵守成规，事实上却极其不喜欢周遭的人们、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准绳以及道德标准。他格外倾心于“成为他自己”，如同先前所说的，这乃是抗议、自夸与真实元素的奇妙混合物。精力获得释放，则他所具之天赋必会有所成就，在《明月与六便士》一书中，毛姆已藉画家斯特里克兰的性格而描述出此种过程。斯特里克兰所效法的画家高更，与其他的艺术家似乎也都经历过此种演化的过程。无疑地，创造物的价值乃依既有的天赋与技艺而定。不用说，这并非是变得有所成就的唯一途径；而只是使先前被禁锢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的一种方法罢了。
在这些情况中，“释放作用”依旧是有所限制的；已获解放的人们仍旧会带有退却的特色，他们仍须小心防御欲“与别人脱离关系”的这种心理，他们对待世人的态度依旧是出于防御的、战斗的。除了有关创造性的事件外，他们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是漠不关心的，因此这种创造力或生产力便具有一种刺激性。这正表示他们并未解决他们的冲突，而只是发现到一种可行的协议（妥协）办法而已。
此种过程在分析中亦可发生。因为它最后产生了真正的解放，所以有些分析者【参阅丹尼尔·史奈德（Daniel Schneider）在1943年纽约医学会所发表的论文《心理症类型的动向及创作性的胜利与性欲力之动向扭曲》（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iern；Its Distortion of Creative Mastery and Sexual Power）】将它视为是一个良好的结果。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它只是部分的解决法。澈底分析退却的整个人格结构，不只会使创造力得以抒发，而且，会使人找寻到与自己以及与别人之间的完善关系。
理论上，积极反叛的结果显示出，自由的吸引力在退却的结构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与保存自主的内在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相反的，我们即将发现，一个人愈脱离他自己，则自由会变得愈无意识。如果从内在的冲突、积极的生活与自我成长的积极关怀中撤退出来，个人将会陷于远离真情感的危险中，于是“无用”感（在永久的退却中已是一个问题）遂产生了一种对空无的恐惧，此种空无使内心带来不尽的烦扰。对于奋斗以及迈向目标的活动加以遏制，导致了方向的迷失，结果是随波逐流。强调生活该是安逸的、无苦的、无冲突的，这可以造成“败坏”的因素。特别是当他沉沦于金钱、功名与威淫的诱惑之中时，更易发生。“永久的退却”意指一种有所限制的生活，但并非是绝望的；人们仍旧具有赖以维生的事物。但当他们忽略了他们自己生活的深度与自主性时，退却的消极性依旧会长久保留，而其积极价值却反而消逝了。只有这样，退却才会成为绝望。于是他们会扩展至整个生活面，因而形成了最后一种类型的特征──肤浅的生活。
像这样以离心方式而远离他自己的人，将会丧失他情感的深度与强度，于是他待人的态度变得不分皂白，任何人都可以是“知己”，“好人”或是个“漂亮的女孩”，但是“去者日以疏”；离别久则情疏。他甚至于会不查明真相，就因为极其轻微的事故，丧失了对人们的兴趣。于是“与人脱离关系”的态度败坏至“毫不相干”的心理。
同样的，他的享受或乐趣遂变得极其肤浅；于是房事、吃喝玩乐、说人闲话或论政形成他生活里的主要部分。他丧失“本质”的意念，而将兴趣囿限于表面上。他不再自己下判断或具有自己的信念；而一味随波逐流。他常被“人们”的思想所慑服，因此，他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任何价值都失却信心，他变得对人生价值或人类行为的善恶都发生怀疑（怀疑主义者）。
有三种形式的肤浅生活我们必须加以区分，但每种只是因为彼此所强调之事项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一种，强调“乐趣”，亦即重视愉悦的享受。与退却的基本特性──无所冀求──相比，表面上看来，这像是生活的一种强烈兴味，然而，其发动力并非外求兴趣，而是他必需藉着转移快乐而消除那种广告的“无用感”。在哈泼杂志中有一首名为“胜利之源”的小诗，便描写出了闲逸阶级者此种追寻乐趣的特性：
喔！给我一个家
百万富豪在那儿闲荡
可爱的少女在那儿玩耍
那儿听不到珠玑妙语
而我们成天捕捉钱财
然而，它决非只限于闲逸的阶级而已，它也包括了收入微薄者的那一个社会阶层。它毕竟只是金钱的问题，至于乐趣，从豪华的夜总会、鸡尾酒会或歌剧院中虽可求助“乐趣”，但聚集于家中喝酒、打牌或闲聊亦可求之。更局部性的，其乐趣可能经由集邮、看电影或品评精选美酒而获得，所有这些事项若不变成生活中“唯一”的真正内容，则这些都是正常的。它不一定要社交化，但它可能包含了阅读神奇故事、听收音机、看电视或幻想（做白日梦）在内。如果将乐趣社交化了，则有两件事绝对要加以避免：独处与严肃的谈话。后者被认为是相当坏的一种态度。犬儒主义便是因此轻轻地被“忍耐”或“宽宏大量”所掩饰了。
第二类，特别强调威望或投机的成就。退却的特征──遏止奋斗与努力，在此并未消灭。其动机是错综混杂的；一方面是一种愿望，在于求取一种可因有钱而过得更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种需要，在于抬高自我之评价，因为在这类肤浅的生活中，原来几无自我评价可言。然而，由于失去内在的自主性，这便可藉着在别人眼中抬高自己而达到。一个人著书，因为它可能会是一本畅销书；结婚，可能是为了钱；参加政党，可能是为了图取利益。在社交生活中，他较不强调享受（乐趣），而较注重社会阶层（商、政界……）或求取某一地位之威望。这其中，唯一的道德律就是求机敏、躲过而不被捕获。英国作家乔治·伊利奥特在《罗摩拉》一书中，藉狄托而优越地描绘出此种投机者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他逃避冲突、强调舒适的生活、闲散不拘、以及道德日渐堕落。后者并非是出于偶然之故，这种人的品格原就是注定要变得日渐衰微的。
第三种形式，是“易被改装”（善于盲从）的机械人。这种人丧失了真正的思想与感觉，因此他的人格普遍地被压平了，美国小说家马匡德曾描述过好多这种人的性格。这种人易盲从于别人，而遵行别人的规则与习惯。他思考、感觉、实行以及相信那些他周遭所期望他的或认为是正当的事。这种人其情感的枯竭程度并不比其他的两类型为大，但却较为显著。
弗洛姆曾详细描述过这种“过度盲从”的现象，而且发觉了它的社交意义。如果我们也将其他两种形式的肤浅生活包括在内，则此一意义最大，因为此种生活方式最常见。弗洛姆正确地发觉到此一现象与一般的心理症不同，这种人并不像心理症患者一般明显被驱策着，且并不明显地被冲突所困扰。他们常没有焦虑与忧郁的特别“症状”。总而言之，他们并未苦于任何困扰或障碍，但却缺乏了某些事物。弗洛姆的结论是：这些情况并非是心理症而是一种小毛病。他并不认为这些缺点是固有的，而是因为在早期的生活中受到权威的压服所致。他之称其为小毛病，与我所谓的肤浅的生活，似乎是命名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命名的差异常常由于某种在现象上的有意义差别所导致。事实上，弗洛姆的论点提出了两道有趣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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