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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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清楚，他已经被解读成面目狰狞的“杀人狂魔”，在法庭上，他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要受到围观人民群众的唾弃。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无论是在国家机器，还是在人民群众那儿，都不再有心理优势！
特别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英雄”情结，自视甚高，认为当年如果他能够当兵的话，肯定是一个英雄。从骨子里，他就瞧不起邱兴华、郑民生之类低层次甚至显得猥琐的杀手。如果公众指控他残忍并把他和邱兴华、郑民生之流相提并论，那无异于摧毁了他的“自我认同”，对于他来说将是一个噩梦。
所以，要保持心理优势，成瑞龙就必须反抗这种解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语言、表情、外貌包装等来颠覆“杀人狂魔”的形象。在这个媒体时代，成瑞龙非常懂得什么叫做表演，什么叫做“公众形象”，又如何利用媒体来塑造这一形象。
2009年6月，成瑞成被押解回佛山时（他原来在佛山杀了几个警察），公众从媒体上注意到，那时的他满脸憔悴，皮肤黝黑，身材干瘦，甚至显得有点秃顶，典型的落网杀人犯的形象。但是，在2010年1月8日第一次开庭他露面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皮肤白皙，穿着时尚，面带微笑，头发整齐，还打了水摩丝，戴着黑框眼镜，侃侃而谈。无论是从外貌上还是从语言上，他看上去都太不像一个“杀人狂魔”了！
这一“转型”，经过了精心的策划。首先，落网后，在看守所不用晒太阳，他皮肤变白了，不用擦什么增白霜之类；然后，据说他喜欢吃牛腩、叉烧，还指定佛山市最好最贵的一家，每斤要20多元，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警方出于“人性化考虑”，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长胖了；另外，他要求看守所给他提供了全新时尚的运动服，也叫他哥给他送来了黑框眼镜。在出庭前，也就是2010年1月8日早上，他7点就起床，花了不少时间打扮自己，尤其对头发打了“水摩丝”，并用木梳子把它定型。一个“斯文靓仔”就这样出炉了。
成瑞龙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死定了。但为了在公众面前保持心理优势，并通过这种表演来让自己克服死亡恐惧，他采取了五个策略。
①故作轻松，面带笑容，且老实交代他的一些罪行一个人如果怕死，就无以证明他的心理强大。铁板钉钉的事实在法庭上都还抵赖，不能说明一个人多么聪明，相反只能给别人他怕死的印象。成瑞龙知道这一点，所以关于他杀人的事，他都痛苦地承认，并且有些细节还是首次披露，表明他敢于担当。只是，他还要掌握主动权，对某些案情的认定提出了异议，他想用这种表演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他可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担当，但是，他绝不是一个被动地让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②提出精神病鉴定这一招可能连成瑞龙都觉得好笑，他是精神病吗？但是，法律上有这样的规定，他一定要玩这个表演。这等于向观众表明，他绝不是层次低的混混级或粗俗的罪犯，而是熟知法律程序，有明确“权利意识”的人。
③否认自己“残忍”他杀了那么多人，显然属于“杀人狂魔”。但是，他争辩说，这完全是公众的误解：“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我是当自己有生命危险时才杀人，自己的生命最大。”他想强调的是，他只是自私，只是为了保命。尽管辩解是无效的，因为事实是他连读初二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并且还是奸杀，这一招确实毒辣，因为“残忍”“杀人狂魔”这样的词语指称，都包含有“心理变态”的意思，但“自保”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获得“理解”的，且没有说一个人在心理上怎么样。
④通过外在形象包装解构“残忍”的形象公众并没有亲眼见到成瑞龙杀人的场面，他们所获知的事实是媒体报道出来的。也就是说，成瑞龙很可能明白这一点，就是他“杀人狂魔”的形象是媒体告诉公众的。既然如此，他也可以通过媒体，让公众看到他是什么形象，只要他以“斯文靓仔”的形象出现，那么即使不能颠覆公众关于他是“杀人狂魔”的形象认知（毕竟是事实），那也足以造成视觉形象与观念的反差：这么一个“斯文靓仔”可能是杀人狂魔吗？而这样，成瑞龙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公众的判断力只要一被扰乱，成瑞龙就会感觉到他操纵了这一切，也就获得了心理优势！
⑤有“礼貌”，通情达理成瑞龙受审时，礼貌性地向法官问候“新年好”，这与很多“杀人狂魔”完全不一样，让人感觉很有教养。同时，面对受害者家属的索赔，他表示，家属提出多少都不为过，不过，他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逃亡之中，根本没有能力赔偿，不要说几十万，就是几千元都没有，希望家属能够理解。这番表白几乎无懈可击，让人感觉通情达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成瑞龙说自己之所以轻松自然，是因为“把生命都放下了”。这当然是一个谎言，他所有的这些都是装出来的。但是，恰恰也是通过以上这五个策略，在不可抗拒的死亡面前，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蔑视，并且还在观众面前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
用蔑视来对付死亡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不再是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请一套社会仪式来帮忙。
2005年1月9日晚，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安德烈斯·拉亚携带一支半自动步枪来到斯坦尼斯洛斯县的一个便利店，随后与赶来的警察展开激战。一名39岁的警察身中数枪，惨死在拉亚的枪口之下。而另一名50岁的警察也多次中弹，但侥幸活了下来。随后，更多的警察闻声赶到现场，拉亚拒绝缴械投降，又同他们展开枪战，最终被警方击毙。
负责调查此案的斯坦尼斯洛斯县警官比尔·海涅对新闻界透露：“从嫌犯（拉亚）在（枪战）现场说的话来看，他就是想被打死。”后来的尸检显示，拉亚的血液里含有大量的可卡因。巧合的是，加利福尼亚警方在侦破一起中学抢劫案时，曾经搜查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拉亚的身影。他一边吸食大麻，一边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录像带中，还可以看到一面美国国旗被剪碎，并被用来拼成咒骂美国总统布什的话。
比尔·海涅可谓一针见血，准确描述了事实。可以想象，拉亚在伊拉克一定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休假后还要回伊拉克去打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死更可怕的噩梦。当他作为一名军人却必须这样做时，那就宁愿去死。
但是，如何战胜死亡恐惧仍然是一个问题。自杀不足以让他产生勇气。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借助一个仪式死去。这个仪式就是枪战。一方面，他向警察开火，象征着他向逼迫他去伊拉克的抽象国家暴力体系开火；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被打死。
仪式是对死亡的超度。个人可以借助一套仪式毫无畏惧地去死。一个群体也可以借助一套仪式战胜死亡恐惧。
有一个非洲原始部落，每当男人们要去打猎，面对野兽的威胁，或者要去和别的部落作战时，出征前都有一套巫术仪式，巫师又跳又唱，大家也按剧本配合表演，祈求神灵能够给男人们以力量和护佑。而因为这种仪式，男人们在死亡面前将不再害怕，因为他拥有了部落和神灵的力量，他是在部落和神的注视下出征的。死亡和对手，都足以让他蔑视。
蔑视死亡尽管从心理动机上讲是因为一个人心里虚弱，但对于克服死亡恐惧来说是成功的。但它同样有着让人遗憾的缺陷，就是要讲究一个特定的情境，而且发生和消失的时间也很快，无法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仅仅是蔑视死亡，一个人还是不能躲过死亡恐惧的追杀。
（3）接受
如果A被B欺负，非常怕B，打又打不过，为了获得安全感，怎么办？有一个方法，就是接受B对自己的欺负，认为B欺负自己是合理的。
这种思维就是“奴隶思维”。奴隶在遭受奴隶主的压迫、奴役时，如果反抗只是意味着自己被屠杀，此外别无成功的希望，那么他们必须采取另外的策略。通常的做法是：打消反抗的念头，让自己在生理上活下去；认为自己被压迫、被奴役是合理的，在心理上活下去。不想死、抗不过奴隶主，这两点明摆着，却又认为奴隶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是一种痛苦的心理折磨，大多数聪明的奴隶都不会这样选择。
同理，如果死亡无法抗拒，那么为了克服死亡恐惧，也可以屈服它，就是接受死亡的命运。这个时候，人不再与死亡为敌，而是承认它，向它表示亲近。
一个接受了死亡命运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心是平静的。他对疯狂地追逐物质成功、进行感官享受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再盲目投身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他意识到，所有这些东西在死亡面前都是浮云，都不堪一击。
任何挣扎和对抗都是徒劳，人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静候死亡的来临。有此心理特点，有一个限定性条件，就是一个人必须在心理中触摸到了死亡。因此，真正运用接受这种方法来战胜死亡恐惧的，要么是有太多生活经历的老年人，要么是目睹至亲至爱的人死亡、产生的心理剧痛无异于自己死亡一次的人。
“接受”其实是一种把死亡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之所以说它是心理防御机制，是因为对于死亡，人没有对它进行理性的反思。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就是要求特定的心理经历与之对应，只适用于老年人和好像自己死过一次的人，无法在大规模的人群中采用。
（4）把死亡宗教化
一个把自己全部交给信仰的人不可战胜，因为有上帝罩着他。
前面已经说过，人类需要设置一种精神装置来应对死亡恐惧的威胁。大多数宗教和文化是借助于一套把死亡庄严化的仪式。如果人类看到自己同类的死，结局就像看到蚂蚁之类生灵的死那样悲哀，那样渺小，那么打击是相当大的。但在一套把死亡庄严化的仪式中，人的死有别于动物的死，死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当然，仅仅是这一点并没有消除人类的死亡恐惧，因此，很多宗教无一例外地要继续对死亡进行“造魅”，把死亡设置成得救的手段、超越苦难的途径、进入天堂的大门。
宗教极端分子之所以敢于充当人体炸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宗教给死亡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死是他最好的归宿，是他尽了信仰者的义务而受到上帝眷顾、恩宠的必要程序。很多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者，比如革命者不怕死，同样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类宗教色彩，死就是他为信仰而献身。
他终会被人们记住，神圣的事业因他的死而更显神圣。
（5）把死亡哲学化
正如所有其他恐惧一样，死亡恐惧也是一种心理反应，虽然它来自于一个最终确定的事实，来自于生物规律，来自于人精神结构的最深处。
综观以上五种克服死亡恐惧的方法，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跳出心理结构的运作这一路数。它或许能让一些人克服死亡恐惧，但毕竟不适用于平常的生活情境，也不具有恒久性。
正由于此，哲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把死亡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审视。他们希望借助理性思考来探触死亡的真相，驱散死亡恐惧。
我在前面讲苏格拉底时说过，理性的力量非常强大，它对人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说服。
柏拉图在《欧绪弗洛篇》里记载，某一日，苏格拉底在法庭的入口处和一个叫欧绪弗洛的人偶然相遇。当苏格拉底得知欧绪弗洛准备大义灭亲，告发他父亲犯了谋杀罪时，表示了惊奇。他们开始了一场讨论，其中欧绪弗洛认为，一个东西之所以是虔敬的，是因为它是神喜爱的。这涉及了一个西方哲学的经典命题：一种行为，是因为上帝认为它是正确的，所以它才是正确的；还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所以上帝才命令人去做这种行为？换言之，真理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它只是上帝的命令？
我把他们的对话简单抄袭如下。
苏格拉底：请你想想，虔敬的东西是因为神喜爱它因而才是虔敬的，还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才得到了诸神的喜爱？
欧绪弗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好吧，让我试图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谈论被携带的东西和进行携带的东西，谈论被引导的东西和进行引导的东西，谈论被看见的东西和进行看见的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也知道它们区别何在吗？
欧绪弗洛：我想我是知道的。
苏格拉底：所以，被喜爱者是一个东西，喜爱者是另一个不同的东西。
欧绪弗洛：当然。
苏格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