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第4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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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银钱俗务的；身为官员的则要忙公务，还有同僚交际，没精力打理这些；至于本身就有经济事务的学者，比如开书局、办报纸的学者，家有田产商铺也是要交给妻子打理的，不然占去太多精力，怎么做学问呢？这个时代，有地位可不是讲有钱，学者是讲学问水平，官员是讲做官的声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家庭经济状况都好，还有很多学者过着领“文俸”的日子，比如书院的夫子，报社的主编等。但无论何种经济状况的家庭，除非妻子太过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没有操持家务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欢的……这些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稷下论学（十四）
名可秀讲完夫妇之道后；就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句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她接着讲下一句；《中庸》道：“中（zhòng）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庸》的“中”；是读四声。孔子是鲁国人，子思当然也是鲁国人，鲁国人常讲“中不中？中！”意思就是合不合适？对不对？中不中用？鲁国人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物事；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zhòng）。
所以；《中庸》的“中”；不是二程讲的“不偏为之中”；这样的理解太片面。
准确、简单地概括，“中、庸”就是合适、中用，也即：有分寸，中用。
天下事如果都做到了有分寸、中用，那天下就达到和谐了——人的私欲没有泛滥，因为有分寸；违法犯罪的人少了，因为行事有分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了，因为国内没有苛政，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因为伐木、拓荒、圩田、开矿等都有分寸。
故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根本的道体。
得了“中”之后，还要“庸”，即“用”。不用，何必修“中”这个大本呢？
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这就是情绪发得过度了。偶尔过度一下也无妨，但经常如此，那就伤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损寿。
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中庸》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与“用”，也就是“中”与“和”。
这两者要合起来，不能分开，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中”与达道的“和”相平衡，那么儒家说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就实现了。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族、国家、阶层、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
“进化”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说天下之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故称之为进化之阶级，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不是后世生物进化的意思。名可秀在这里讲到“共进化”当然也不是生物进化的意思，而是指万物的组织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比如国家政体的进化，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像现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柴鉊、柴赟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或者说，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们的子女在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名雷的胜负结果，还在遥远的将来。
孔子在《论语》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达到了“致中和”，就能成圣人了。
但是，名可秀讲“中、庸”，是要给天下读书人、乃至普通人讲出一个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楼阁。太高太远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虚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当然，上去的层次是有高低的。比较高的层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司马光、周敦颐、张载这样的，那就是道德典范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下一层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颢、程颐，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诚意正心和心怀大仁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杨时、尹焞、胡安国、邵伯温、谯定等人都是。在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养上，都是值得读书人学习的——“稷下学者”资格，首先是评德，再评学问，即使学者们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总体上论，还是堪为人师表的，夫子们也不是完人呐。
这样从下到上建起层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标范人物，这样大家修心养性的道德目标就有了，也不觉得崇高遥远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将“中、庸”这条修心养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级：从山脚到山巅，有九十九级。
山巅是大德之人和圣人才能登顶处。贤人可到达山巅之下八十级处。君子可到达六十级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临四五十级处，从这里观山下也是好风景。
名可秀讲，登不上山顶不可耻！——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可耻的是那些一步不动、甘心躺在山脚下的人！——以利己为荣，以不讲道德为荣。
更可耻的是那些自己在山脚下，却嘲笑轻装上山的人！——嘲笑克制私欲的人是傻子。
尤其可耻的是，自己躺在山脚、还要把别人拉在山脚的人！——用利欲诱使别人一起堕落。
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名可秀的论述下，圣人至高无上的中庸道德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每个人都能做到“中节”而“用”，然后持续不懈地修心养性，“往山上攀登”，就能成为更高的有德者。
鼓声敲响，第六日的上午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全场起立，恭送台上的稷下学者们先行离场。
午膳和短暂的休息后，下午场开始了。
因为明日就是论辩时间，名可秀没有时间多讲中庸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以五句为总纲，综论中庸精神。
一篇《中庸》三千五百多字，名可秀要用一个总纲、十几个字来简化中庸，让人们一读中庸，就先想到这十几个字，然后就有了纲绳了，思路清晰了，理解了这十几个字，就把握到了中庸的精髓了，而不会从根本思想上对中庸产生谬解。至于文中每个文句的理解，那就要细读《中庸正义》了。即使个别文句理解错了，或者理解不到深义，也不要紧，有这个总纲在，就等于世界观正确了，方法论也对了，那么道路的方向就不会错，至于在路上摔倒、跌跤，磕得头破血流什么的，那就是某些文句没有理解透彻，摔一摔就好了，磕痛了就知道“改而止”了。
名可秀将这五句总纲作为中庸精神，其中包涵了修心养性、齐家、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也包含儒家治学、为学的思想观，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她讲的第一句是：率（suǒ）性谓道。
这中《中庸》开篇的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名可秀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承认人性的至善和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私。一方面要以修至善为目标，克制私欲，减少恶，与人为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人性中有私和*，这些私和*只要不泛滥，就并不是恶的。因为有*，所以人类要进步，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等等。
这个就是名可秀为中庸立下的世界观。她之前已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专门阐发这个世界观，在论总纲就不再详论。
接着说第二句：中（zhòng）节致和。
“中节”已经讲过，“中”和“庸”都要“发而皆中节”，就是要做到有分寸，中用。
《中庸》里讲怎么用“中、庸”治国呢，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拿着“过”和“不及”的两个极端，仔细审度，选择那适合中庸的道理，给百姓做榜样，这就是他为人处世和治国的高明。
所以二程讲“中是不偏”，也即不偏不倚，表示既不“过”，也不是“不及”，用这个意思在这里表述是可以的。但是，不偏不倚容易让人误解为走中端，或者让人误解为平均，这就谬误了。
我们讲治国有阶层，精英阶层掌握了知识和权力，承担着智慧的传承和文化进化的责任，所以要占据多一些的利益，庶民则占据少一些的利益，这就是“执中”，利益要平衡，而不是从利益中间各一切，大家均分。均分，就是使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得到一样的利益，这样执了平均这个极端了，不是用中。
所以，“中、庸”在治国的方法上也是讲分寸。
精英阶层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