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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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农户达1600多户,7200多人。他们不是贫困人口的全部,只是贫困人口中最严重的一部分。当调查结果呈现在古长书面前时,古长书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这与他想像的数字差距太大了。他当初测算,全部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全市最多不超过1000户,结果竟有1600多户!这中间,竟有一半农户购买酱油食盐等生活必须品,要到五十里开外的地方去。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水,一大半农户不知道电灯是什么东西。这些人,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过分。他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就生活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古长书被这些数字震憾了,心里前所未有的沉重。他让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给他送去15年来的扶贫情况汇报,每年各县区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把那些数字相加起来,全市所有的贫困人口早已全部脱贫了。可实际上,真正脱贫的并不多。就跟植树造林一样,年年上报的数字都很可观,如果把它们都加起来,它就要超过全市的国土面积,不仅没有荒山了,而且大家都要住到森林里去了。总归一个字:假!大家都在哄,都在玩数字游戏。许多地方就是一年复一年哄过来的,许多干部就是一级一级哄上来的,许多百姓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哄伤心的。在那一时刻,古长书恨不得把这些总结报表撕成碎片!他绝不允许他这一届出现这种欺上瞒下的情况!古长书心里奔腾着一股激情,也流淌着一股激愤。看着这些虚假的总结和报表,他感到一根根耻辱的鞭子抽打着他的良心。也许对于许多地方官者来说,对这一切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只会用从政者的高度冷静一笑置之。可古长书不行,他感到的是羞耻和种失职,感到的是公仆意识与政治责任的缺位。他给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交待了下一步的工作:要编制统一搬迁规划,把每一户的搬迁任务要落实到乡村。1600多户看起来很多,分解到各县区也就不多了,一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要确定地址,要盖房子,要划分责任田,还要有简单的家具,电线电灯、有线电视都得一次到位,要让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很快就能适应。基本的生存条件解决了,然后才是谋求发展之路的问题。所有搬迁户全部盖土房,由乡政府组织施工。按平均每户2万元建设费计算,全市也只需要32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古长书说:“一年内实现搬迁是铁定的任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拖延一天。这个时间是宽松的。人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只要一年时间呢,何况我们盖的是一层土房。咱们有言在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向古长书立了军令状,他说:“没问题的,从现在起,我就一心扑在这事上。如果出了问题,我向全市人民检讨,然后自动辞退。我先把乌纱帽搁在你这儿。”古长书笑笑说,“你还是戴着吧,那是属于你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要摘掉你乌纱帽的不是我,而是组织,是老百姓。”
市政府4个副市长,都比古长书年龄大,可他们都很喜欢也很尊重古长书的,既能听古长书的话,也能积极主动、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有的副市长遇到下属送来礼物不好处理,也私下给古长书讲讲,然后商量一个办法,要么收下,要么退回,要么上缴纪委。古长书就觉得他们真正把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只有一腔赤诚,襟怀坦白的人,才可能做到这样的。古长书毕竟是这个班子里的班长,又是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当然也有人希望成为古市长的心腹,或打小报告,或私下里告诉他某某局长在背后说市长坏话。特别几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后,就有某某局长说古长书有些霸道,有些个人独裁。古长书便听后一笑,让对方不要听这些闲话。古长书说:“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看看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而不是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因为群众才是大多数,群众才最有权评价我们,我们的工作永远是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下面一些领导对我们有看法,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路不同,有议论就很正常了。不同的声音有时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的。”对于打小报告的,讨好卖乖的,告密的,古长书对他们的心态心知肚明。有人想挑拨离间,把正常的关系复杂化;有人没什么政治动机,只是传达一个信息;但更多的是想讨好他,想成为古长书的心腹。下面也有人猜测,谁是古长书的心腹?其实谁都不是。在古长书的个人词典里,是没有心腹和亲信这两个词语的。而且他特别反感这两个词,听到它们,让他感到恶心,让他想到不正经和一些丑恶勾当。古长书研究考察过不少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凡下场不光彩的,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与心腹有关。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古长书既不培养自己的亲信与心腹,也不会成为别人的亲信与心腹。在市级机关中,有一些出色的部门领导,古长书是很喜欢也很欣赏他们的,但并不宠爱他们,也不偏袒他们,就连表扬他们也非常谨慎,原因就是怕他们骄横和骄傲,也怕他们借势造势。但古长书心里很明白,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往往就是靠那么几个能干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就是顶梁支柱,是政府工作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友情关系和纯洁的同志关系,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一贯原则。在古长书看来,如果缺乏对事业的忠诚,什么心腹也好,亲信也好,统统都是靠不住的。在利益冲突面前,他们既可以出卖你,也可以背叛你。唯一靠得住的便是自己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品格。
23。隐性的阻力
贺建军那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对贺建军煞有介事地说,下面有个别干部议论,古长书作为市长,好象有点独揽大权的样子,市委的事情怎么能由他说了算。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贺建军哈哈一笑,说:“我们一直是集体决策,从来不由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市长,他的话,他的建议,都是有一定份量的。至于说他独揽大权,谁说的?谁说这话我就要让他举例说明。哪怕只有一个例子,我就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如果没有例子可举,那我就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说话的人也非常知趣,马上改换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目前市委市政府这个班子,是最近几届班子中,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子。贺建军见对方口气变了,也不再伤人家面子了。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这个班子,不敢说最团结,也不敢说最有战斗力。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事后贺建军在跟古长书共进晚餐时,向古长书通报了一下他所听到的闲言碎语。古长书说,“我早就听说过各种说法了。不要小看下面这些领导,他们都是有想法,有头脑的人,有一些说法很正常。如果谁要不怀好意地乱说,今后我就要抓一个典型出来,严肃处理。”贺建军说:“没这个必要。我们自己把握好就行了。”贺建军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工业局的何无疾前几天给我送去了五万元钱,我没收,退了。你跟他共过事,这人怎么样?”古长书说:“这人不行的。是一个官瘾很大,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权力的人。他在我家里跑过无数次了。也给我送过钱,让他拿回去了。”贺建军觉得何无疾很可笑,说:“这人怎么这样!你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呢?”古长书说:“想提拔呀。即想提拔,也想换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贺建军说:“可是连一个工业局都搞不好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呢?”
古长书很感慨地说:“以他跑官所付出的辛劳,以他的积极态度和火热的激情,我都感动了。不提拔他,简直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来得阻止他跑官了,党风政风就是这样跑坏了的。”贺建军听后只乐,他问:“怎么阻止?”古长书说:“让他不当局长他就不跑官了。我真恨不得把他免了。我们市的工业生产要有大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把何无疾换下来,他就不是干工业的这块料。”说到工业上的事,贺建军心里就发毛。他也暗暗着急。在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里面,几乎找不出一个懂工业的。那些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都是半路出家管工业,并不真懂工业的。在市级部门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调一个新手到工业局当局长,也许还不如何无疾,那就不如保持原状。贺建军的顾虑,也是古长书的顾虑之处。人才的问题困惑着他们。贺建军忽然想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倒是不错。可是,他不能当工业局长。他即使能当,可能他也不会干。”古长书说:“谁?”贺建军说:“你的朋友,黄骏。”古长书说:“可能他不会干的。一个外来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会当一个穷市的工业局长?如果他当局长,就纯粹是为我们服务,他本人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而且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贺建军说:“用招聘的形式把他请来如何?”古长书说:“如果真把他工作做通了,那何无疾怎么办?往哪里放?”贺建军说:“交给组织部安排吧,让他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平级调动。”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你给组织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先物色工业局长,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就向全省招聘。这时候我们就去做黄骏的工作,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吧。”两人吃着饭,把工业局长人选的事谈了一番,有了初步意见。如果把何无疾调到统战部当副部长,虽说也是正处级,对于何无疾本人来讲,跟他的期盼和努力的目标相去甚远。他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甚至会骂娘的。以前,何无疾为了跑官,下了很大功夫,他是在不遗余力地奔跑着,一直忙碌在跑官的旅途中。跑官有跑官的苦处,得讲技巧,心累;得走动,身子累;得送礼,身上要出血;还得接受别人欢迎的或鄙薄的目光,等等等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如果调个新单位反而不如工业局有权,那就白忙乎了。统战部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权没钱的单位,何无疾当然就会很失望,也会生气。话说回来,古长书和贺建军都能理解何无疾跑官要官的苦衷,可调换工业局长实在是大势所趋,不能仅仅照顾他的个人情绪,不能把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作为情感的法码。可换人也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何无疾能给书记市长送钱,就可能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送钱,给其他常委们送钱,以打通每一个重要关节。贺建军和古长书都拒收了,可是,谁能保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
24。金安的盛世华年
不久,调整何无疾的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聘工业局长。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争论颇多。组织部的刘部长就认为,何无疾这些年来是很有成绩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发展还是慢一点,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头上。突然调他去搞统战工作,能否适应?我们不能再犯用人不当的错误。如果换个工业局长还不如何无疾怎么办?组织部长这么一说,其他常委们都不吱声了。古长书早有预料,知道调整何无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没想到组织部刘部长会提出异议,因为在许多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度一致的。古长书很婉转地说,何无疾同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可话说回来,调整干部岗位不是否定工作成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我市工业有一个飞跃式的突破性的发展?与我们的前后比,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与我们的同级城市比,我们的进步让人汗颜。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了,即使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
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要实现工业产值翻番的目标,那么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我看来,局长人选依然非常重要。请大家再议一议。今天可以议而不决,但要谈出一些思路。大家继续沉默了。想想也是啊,一边是组织部长,一边是市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同意谁的观点,反对谁的观点?这就非常微妙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之道,沉默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