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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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书记叫你陪他爬山
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机遇。那天李修明对他说：“市委市政府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市长有一个报告，汪书记也有一个报告。市长的报告由市府办负责，汪书记的报告由你起草，这是汪书记的点名要你起草的。两个报告内容大抵相同，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市长的报告要具体一些，汪书记的报告要从全局上讲，宏观一些。这方面你知道。”古长书特别记住了，是汪书记点名让他起草的。看来汪书记是要看看他的笔底功夫了，
是上边布置的大作业。不过，写经济类的材料是古长书的强项，自己是研究生毕业，以前写过不少经济论文和调查报告，路子很熟的。但古长书想知道领导意图，对李修明说：“汪书记对他的报告有什么具体指示吗？”李修明看出了古长书的担心，说：“这样吧，你去跟他聊聊，看他是什么意思。”其实古长书并没急于去找汪书记，他必须做到自己心中有底。他用了两天时间进行精心准备，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提纲，稍稍一扩展就是一份正式报告了。他在报告中，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时，使用了大量新鲜的、以前未曾使用过的大胆提法。比如，“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固步自封”，“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这些尖锐的分析，都直击了一些领导灵魂深处的病灶和隐痛。在未来的经济工作安排中，古长书这样写道：“金安市要发展，怎么发展？我们既要提倡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也要提倡冒险精神，提倡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倡敢于去做第一个吃螃虾的人。甚至还要提倡敢于失败，敢于犯错误。对于在改革实践中失败的和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只要不是借改革的名义贪赃枉法，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当对这样的干部给予保护。”“否则，我们年年在喊上台阶，迈大步，可年年都在左顾右盼，唯恐出事，闯劲都在各种担忧中丧失了，这样能上台阶，迈大步吗？继续叫喊下去，虽说好听，但永远只能是一句好听的空话。没有大胆冲破阻力的行动，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叫喊的声音再大再响，都是骗人的。骗上级，骗下级，也在骗我们自己，骗得大家都高兴。可害的是谁？苦的是谁？害的是我们全市人民，苦的是我们全市人民。”他在写改进领导作风时写道：“我们要实行汇报责任追究制。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毛病，汇报成绩时夸大其词，说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经济效益；要资金时就拼命叫穷，恨不得把自己说得揭不开锅。一级哄一级的现象十分突出。有的地方能哄省长，哄省委书记，那么市里的就更敢哄了。今后汇报成绩，一律要进行检查核实。说谎话的，虚报的领导，一律从严查办，直至开除党籍。”古长书的语言象一把把刀子，充满了昂扬的政治激情。他在电脑上改来改去，直到他自己觉得可以了，才打出了一份清样。他把这份提纲送到汪书记手里时，心里确实有些诚惶诚恐，因为他拿不准汪书记的脾气，也不知道他讲话的风格。好的话能够通过，最坏的打算是被汪书记臭骂一通，然后责令他重新起草。提纲交上去两天都没有回音，古长书又不敢问汪书记看了没有。这期间有点时间空档，他抽空到工业局陈局长家里去了一下，拎了一些礼品，陪他坐了一个小时。陈局长在台上时，古长书从来没给他送过什么，退下来后给他送点礼物，也不会沾惹闲话。人老了，退二线了，以前巴结他的人也忘记他了，但古长书没有忘记他，抽空去看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送去一份温暖。退下来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关怀，他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古长书说，有空就过来陪陪你。陈局长就很感激，不停地念叨说，“古长书情长啊。”那天古长书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汪书记突然敲门进来，依然是板着面孔说：“陪我出去一趟。”古长书来不及反应，连忙把文件收拾好，夹上随身携带的小包，就跟着汪书记出门去了。他也没问到什么地方去，出去干什么，有哪些人，需要准备什么，他不敢问。走过去之后，汪书记的司机在过道上等候他们。三人就下楼上车，车子一溜烟开到了市郊外面的山脚下停下来。古长书很惶惑，问：“到这里干什么？”汪书记没回答，司机说：“汪书记叫你陪他爬山。他想散散心了。”
3。狐假虎威和故意彰显
到了山脚下，司机在车里看书，汪书记就和古长书顺着小路往上走。山大路小，比较荒凉，没有树木，只有一些并不茂盛的杂草，一些怪石从杂草中露出脸来，特别显眼。汪书记说：“长书，你起草的报告提纲我看了，有锐气。你所分析的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古长书说：“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愿开会，不愿听领导讲话？因为都是老调子，都是好听的话，这些话遍布全国都适用。要治理好一个地方，必须根据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扎实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讲成绩，讲问题，都要把话说到位。别说不痛不痒的话。”古长书发现自己话多了，不敢多说了，打住了。本来，古长书以为汪书记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提纲的，却没想到把话题扯远了。汪书记说：“你往下说，我在听。”古长书说：“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常常说的那两个老问题：一是农民问题，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尽快脱贫致富。二是市民问题，下岗的太多，再就业是关键。先说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十多年来，年年中央和地方都要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我们一个市大约有三个多亿，前些年抓项目，重点扶持。可那么多钱撒下去，许多资金都不见影子了。有的农户投入了几千上万元，现在照样贫困。你看看，那些山里远天远地，离公路几十里的地方就只有一两家人户，土地又薄，不出粮食。他们信息特别闭塞，有的人就不知道现在总理是谁。这些荒山野岭，本来就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这种地方，继续投钱下去，他们还虽继续穷。这样的农户不在少数。怎么办？”汪书记说：“你说。”古长书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都没有彻底解决好。上面钱也给了，物也给了，政策也给了，可就是不管用。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执政水平上出了问题。在扶贫和就业上，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执政策略！”这太尖锐了。汪书记反问一句：“比如扶贫，你说怎么办？我要具体办法。”古长书说：“搬迁。用同样的扶贫投入，把他们居住的地方搬迁到公路旁边或附近镇上，重新给他们划分责任田。他们脑子就会慢慢活络了。人搬迁了，也没人在山上砍树当柴烧了。那些地方人迹罕至，就让它退耕还林好了。一举两得。这样的话，搬迁一户是就解决了一户的问题。扶贫资金也能集中使用了。这话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我们扶贫的习惯模式和政策思路。”汪书记说：“照你这样说，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古长书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非常基础而具体的工作：进行一项深山农民生存状况调查。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楚完全的了解。然后拿出搬迁计划，分批实施。”两人就这么谈了一个多小时，走到山腰上止步了，汪书记走不动了，要下山。汪书记说：“这个思路不错。你还要继续考虑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