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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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说的也确是几句大实话。他极其担心自己像袁家的其他男人一样不到花甲而亡，一过五十六岁，袁世凯就心虚气短地念叨着，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也真的没能迈过六十岁这道坎。身体那么强壮，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竟被尿毒症打倒，说死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冯国璋问话的时候，袁世凯还真没打定主意要当这个皇帝，至少是当时不想当。后来决定要当了，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死后的传位遗嘱里，内定的三位继承人依次是黎元洪、段祺瑞与徐世昌，便没有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位。
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恢复帝制转瞬间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临终前，他向侍疾榻畔的徐世昌说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是儿子袁克定，还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抑或另有所指？长期以来，这个“他”一直被人猜测不已。今日看来，袁世凯心中的“他”，应该说是一个泛指，凡是有着帝王思想的人，都是他所指的这个“他”。同时，袁世凯这不责己而怨人的临终之言，也从另一角度表明，其实他十分清楚封建帝制不可为，继续走下去危险莫测，只是被“他”牵制，受“他”所害，才极不情愿地，或者说迫不得已地迈出了这一步。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诗句。真是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与淡泊名利的“假名士”袁克文还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文¤人··书·¤·屋←。袁克文所写，便是乃父称帝后的真实写照。
袁世凯一生拥有四顶“高帽”——“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卖国贼”、“复辟狂”。关于“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复辟狂”，我们多多少少有所论及，下面就“卖国贼”的历史真相，稍作还原与澄清。
袁世凯被指为“卖国贼”，是说他为了换取日本政府赞同复辟帝制的行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其实，他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已尽了最大努力，将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袁世凯“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政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逼他立刻签约。他不愿接受条约，但又不敢拒绝。如果拒绝，日本帝国主义肯定会再次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以疲弱的国力与强寇对垒，甲午之败的惨祸又将重演。条约虽然签下，但袁世凯却有意让秘书将其内幕透露出去，希望国际组织加以干涉。西方列强正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狡猾的日本政府也正是趁此机会强下毒手。袁世凯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条约的秘密却为国人所知，举国上下，顿时一片震惊、愤怒与斥骂。1915年5月8日，袁世凯在条约签字前一天通电全国，说不得已受欺，是国人的奇耻大辱。签约后他发布两道密谕，定“五·九”签字日为国耻日，望各省文武官员不忘国仇，要求“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并“申儆人民，忍辱负重”。
其实，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与日人结仇，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未有过消解。没想到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他为此神志不宁、郁闷愤恨不已。乃命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五万册，秘密存放在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道：“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我们总有一天要打败他们。那时候，这部书就可以问世了。”
如果真有什么密谋，袁世凯称帝，日人就不会出尔反尔地在他背后猛插一刀了。只因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接着马上称帝，让人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便想当然地推测幕后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袁世凯病逝之日，有人在其书案发现他亲笔写下的一幅用以自挽的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诸多事实表明，所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换取复辟帝制的承诺，纯属子虚乌有。
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袁世凯，说“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就某一角度来说，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袁世凯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所吸取的，多是阴柔与负性的一面。他手腕灵活，计谋高超，纵横捭阖，善于把握时机，玩弄权术，专任私党，排斥异己，深谙封建官场哲学之精髓，且无师自通，有着非凡的政治天赋。他做事从不受道德的约束与羁绊，而是以实利、效果相权衡。若拿他与孙中山比较，他们两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道德、人格与理想。袁世凯无所谓道德人格，只想一个劲地往上爬，追求功名利禄，心中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更不会弄出什么主义出来要求他人也要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他虽不沉湎于酒色，但妻妾成群，还不避讳地常常出入妓院，所娶一妻九妾，就有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等三人属妓女出身。
表面看来，袁世凯将钱、权、名、利看得十分重要，而实际上，他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手中。他一个劲地捞钱，花起钱来出手大方，从不吝啬，比如他出任督抚后专门设有筹款局广敛钱财，执掌北洋期间接手了李鸿章留下的八百万两银子，其实这些钱财，并未用于个人挥霍享受，也不置办私产，而是作为幕僚的开支，以及贿赂、收买与进贡；他不住地抓权，在掌权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分权与放权，以致一手编练出来的新军被手下的主要将领控制、利用，最后成为反对他的工具，真有一点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味道；他不时地充当赢家，不断地获取成功，其实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仿佛在一根钢丝上玩魔术般地艰难滑行；而名对他而言，不仅在其身前的每一重要阶段就遭人诟病，而且死后，在一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挨骂最多的一个人，几与古代被视为恶贯满盈的秦始皇、曹操、隋炀帝等人“比肩而立”。
只因下了一步复辟“臭棋”，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袁世凯身败名裂，英雄顿时成为奸雄与狗熊。于是，他生前的业绩被淹没，缺点被放大，成为千夫指，成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败类，成为近代历史上坏得不能再坏的人物。如果说当年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其得票数超过孙中山，赢得一个“大满贯”，那么在挨骂这一点上，他也超过了挨骂挨得最厉害的“老妖婆”慈禧太后，几乎可以拿一个“挨骂冠军”的“金牌”了。因为至少清朝的那些遗老遗少，不会痛骂慈禧，只有他袁世凯，哪一方都不讨好，得遭受所有人的斥骂：被他逼退的清室要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要骂，孙中山及他身后的国民党要骂，普通老百姓在他人的宣传鼓动下得跟着骂，就连那些一手栽培起来的曾经跟着他风光不已、获利多多的亲信部下、北洋将领在表白自己的时候也会跳脚大骂……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骂着一直骂到今天，估计一时难有翻身出头之日，往后还得继续骂下去，遗臭万年。这可真是应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句成语和谚语——一失足成千古恨。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暗杀宋教仁的那声沉闷枪响，常使我们产生一种恍兮惚兮的时空错乱之感，虽近一个世纪了，但仿佛就发生在昨日抑或今天，又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远得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幢幢，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间，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中，他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面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面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向右放了两枪，有意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摔了一跤，马上爬起，跑不多远，又沉沉地跌倒在地，他顾不得疼痛，又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适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全力抢救，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二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死前留有三事相嘱：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被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而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与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然背负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的民主政体与法治国家愈来愈远……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自然从小熟稔于心，文中所记，便是他故乡的风景、风情与风物，桃源县也因此而得名。宋教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也许是楚先民遗传基因的作用及楚文化的熏陶，自号渔父的他，虽置身山青水碧、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故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满作品，一颗复仇救国的种子深埋心中，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实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十七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