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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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提出复辟清室的要求。声言如果不从，便成敌人与对手。袁世凯于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则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启超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来打破沉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辟复辟论》，以含讥带讽的笔调，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予以严厉抨击：“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又起草反复辟通电：“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五千名辫子军进入北京，密谋清室复辟。康有为在其电召下化装成一名老农，兴冲冲地登上火车来到北京参与策划，帮着草拟一道道所谓的谕旨。
本想脱离政治，读书做学问的梁启超再也坐不住了，不觉拍案而起，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他一面撰文发表反复辟通电，一面进入段祺瑞军组织的讨逆军中赞画戎机、出谋划策。
没想到辫子军实在不堪一击，仅仅四天时间，就在段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一场上演了十二天的复辟闹剧就此匆匆收场，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康有为只好又将自己装扮成一名老农逃往美国使馆。
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电》中半点不留情面，将康有为批驳得体无完肤：“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毫无所知。”“武夫”指强勋，“书生”自然是康有为了。有人说他半点不给老师面子，不留丝毫余地，梁启超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哪里受得了“大言不惭之书生”这样的指斥？加之他因附逆遭通缉之日，正是梁启超被任命为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时。因此，于复辟之失败，康有为不仅不反省，反将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梁启超身上，捶胸顿足，伤心落泪，写诗大骂不已：“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他说梁启超忘恩负义，违背伦常，连禽兽都不如。从此以后，康有为对梁启超简直恨之入骨，凡梁启超赞成的，他必反对；凡梁启超反对的，他则极力赞同；康梁一体被撕成隔离的两半，大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之势。
但梁启超对康有为仍执弟子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师弟自师弟，政治归政治，是不同的两码事。经刘海粟等人一番积极斡旋，师徒俩紧张的交恶关系多少有所缓解。日后梁启超专程赴上海看望，向老师连叩几个响头以示赔理谢罪，而缺少气量、固执己见的康有为却难以释怀，将他晾在一边不愿理睬。梁启超倍感尴尬，交谈不到一分钟，便匆匆告辞而出。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去世，梁启超又亲往吊唁。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念念不忘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隆重庆贺七十寿诞，梁启超因事不能前往，便写了寿文、寿联托人送去。他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亲手书于八幅寿屏之上，对康有为颂扬备至，认为“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寿联则对康有为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欣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联中暗将康师比作孔子，深合常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之心。于是，对这个常跟自己过不去而被他称作“梁贼启超”的忤逆弟子，康有为脸上终于露出了几分满意的微笑。
就在举行寿诞庆典半个多月之后，康有为竟于青岛突然逝世。身在北京的梁启超闻讯，痛哭不已。因康家生计困难，赶紧电汇数百元，以作棺材之资。又与其他康氏受业弟子在北京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设灵位举行公祭，声泪俱下地宣读祭文。还率清华院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三天，披麻戴孝地身穿孝子服，站在孝子位上执礼甚恭。梁启超生平最喜麻将，康有为逝世后一个月，他连麻将摸都没有摸过一次。
梁启超忘不了自己的学术、政治之基，实始于老师康有为，他要报答他的恩情。然而，正如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固步自封、顽冥不化。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变色龙似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荡无畏。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激情中蕴含深刻，超脱中见出执著，永远保持着一份独有的冷静与清醒，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营养，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此其第三变；面对清廷“皇族内阁”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认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是其第四变；从倒袁转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为第六变、第七变；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荡平张勋的拥清复辟；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梁启超参与平叛张勋的第二次挽救共和成功，1917年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以实现改革中国财政积弊的宏伟夙愿。然而，时值各派军阀混战，段祺瑞扩军不已，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全国财政陷入困境。虽经多方运力，无奈积重难返，不到三个月，梁启超就在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中心灰意冷，向段祺瑞提出辞呈。自此以后，他才真正“金盆洗手”，彻底脱离政界。当他回忆自己的从政经历时，不由得表明心迹道：“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梁启超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富强迟迟没有出现。于军阀混战的满目疮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着、探求着。为寻求未来中国的光明发展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以“欧洲考察团”名义赴欧游历。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等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面对元气大伤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科学万能”的梦幻破灭了。于深沉的反思中，梁启超感到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代议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于是，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欧游归来，梁启超创作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学问、方法、途径并不适于中国，比如社会主义就是。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学，而是提出了“化合”新文明、重建“新文化体系”的构想，具体分四步操作进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种构想，与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而创作《大同书》颇多类似，只是梁启超未能向深处开掘，撰写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
梁启超息影政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留下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极具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教育方面，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长期讲学，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仅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的大半年时间里，就为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先后公开演讲五十余次。其次数之多，听众之广、题材之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演讲史上首屈一指。
作为一代产生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图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学科，上括古今，兼及中外，特别是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及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后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并且从戊戌变法到1928年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这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他的著述中都得到了全面反映。他的著作，即使撇开中西汇通、古今纵横、影响深巨不论，仅就数量而言，也远远超过了朱熹、王船山等人，成为中国自古以来著述最多的伟大学者。这些文字，实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因数量过多，涉猎太广，较为深厚，至今仍未能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然研究不够，遑论吸收消化？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封建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激情，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平素不善保养的他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本非不治之症，结果碰上了一场偶然而倒霉的医疗事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多猜测，直到1970年，梁启超/‘文~/之子梁思/‘人~/成因病入/‘书~/住父亲病逝/‘屋~/的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获知父亲病逝真相：1926年3月，梁启超便血腰疼前往协和医院求医。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为其查验，经X光透视表明，左肾有一处黑斑，患有肾结核，需切除治疗。结果在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而主刀却没有仔细核对挂在一旁的X光片，竟将好端端的右肾给割除了。手术后，梁启超的病肾仍留体内，便血不止；而好肾又已割除，因此身体逐渐衰弱，病情恶化日甚一日，终至一病不起，自称可活八十岁的他就此溘然长逝。协和医院出现如此重大医疗事故，自然难辞其咎。他们虽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悲剧性的错误，但梁启超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