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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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敌当前，朝不保夕，而太平天国内部之糜烂，也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当洪仁嚼幢缓樾闳庖愿赏踔螅婢匾坏┐蚱疲址獬掠癯晌⑼酰钚愠晌彝酢０睬焓兀掠癯杀嶂跋魅ネ跷唬钊瞬豢伤家榈氖牵樾闳醇臃馑牟肯吕滴墓狻⒊碌貌拧⒘撼筛坏绕呷宋酢５Ｐ睦钚愠扇ㄊ乒兀饲Ｖ疲旨臃馔莺！⑻飞芄狻⒊卤牡纫淮笈宋酢！白源艘院螅辗馊斩啵庹庥泄χ耍炙寄歉銮袄椭环识÷曳庵！崩姆庵缫豢悴豢墒丈返赜萦遥擦焦闫鹨宓娜硕挤馔酰樾闳谋炯仪资羧馔酰粘錾挠ざ卜馔酢５�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在滥封诸王的同时，洪秀全又增多官阶，滥设官爵，使得官员数量增加。如此增官封王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得财政开支更加困难，且各王占据地盘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小官百姓都要回避。正如当时民谣所言：“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他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不服调遣、不思进取、欺压百姓，官员与官员、官员与王、王与王之间，层层节制，互相推诿，相互掣肘，互不买账，导致政令不出，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批王侯官员蛀空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厦与肌体。
1864年3月，当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克神策门，完成对天京的合围之势后，天京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城内出现严重粮荒，许多人饥饿而死。尽管如此，洪秀全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相信天京之围终有一天能够解除。他命人将苔藓野草之类的东西“取来做好”，美其名曰“甜露”，带头“食之”。因长期服食“甜露”，洪秀全不禁卧病在床，“又不肯食药方”，病情一天天恶化。临终前夕，洪秀全发布了最后一道诏书：“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心中所念，仍是亲手创建的人间天堂，仍相信自己是上帝派下凡尘斩除妖罗的使者。另有一说洪秀全并非病逝，乃服毒而亡。只有陷入绝望之人，才会吞毒自杀。从他带头服食“甜露”，颁布的临终诏书内容来看，洪秀全绝不可能自杀身亡，自愿放弃一生所系的人间天国之大业。
因信奉上帝教创建太平天国，却又因为过于沉溺其中，发展为一种疯狂的迷信而毁掉了太平天国的前程，洪秀全就这样陷于一种神秘的怪圈与自我构筑的二律悖反中难以自拔。
1864年6月3日，随着洪秀全的病逝，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加速走向穷途末路。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湘军经过一番大肆劫掠之后，又在天王府点燃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火光在吞噬一切的同时，也照亮了一切……
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起事之初，马克思通过西方媒体获知相关信息，不由得万分高兴，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可九年之后，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之后，马克思不由得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性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褒扬者将洪秀全捧上了天，视为彻底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领袖；贬斥者则称洪秀全为贼，太平军为“长毛”，对其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
导致这两种不同模式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资料的缺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正如洪秀全否定诸子百家一样，有关太平天国的一切物件、史书、典籍等全被清廷焚毁。孙中山曾说道：“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为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十分推崇洪秀全的反抗精神，有意拔高太平天国的作用，并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借以鼓舞广大民众。影响所及，国民党政府一直将洪秀全视为革命前辈，蒋介石虽称颂曾国藩，但对太平天国也赞赏有加：“太平天国之战争，为19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19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将洪秀全视为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英雄与正面革命形象，毛泽东认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实，孙中山所赞扬的，只是洪秀全反清的民族革命性一面：“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对洪秀全浓厚的封建意识，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而已”。
随着近年来民间特别是海外有关太平天国绝大部分原始资料的发现，我们得以窥见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真相与实质，有助于我们撇开既往的二元模式，客观而真实地认识一段特殊的历史。比如1919年梁启超求学欧洲时，在海牙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及《颁行诏书》原刻本，雇人抄录后带回国内，却长年湮没无闻（现庋藏于湖北省图书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人所知。又如当年洪秀全颁布刻印的五百首《天父诗》，国内全本早已不见，而通过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厚厚的完整本，我们至少可以剥除某些伪学者有意曲解的外衣，了解洪秀全当年造神及天王府内的有关真相。
尽管太平天国中西不靠，仿佛从天而降悬置空中，但它实实在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相互嫁接而培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当天王府变成一片废墟任凭野鸟飞来飞去之时，太平天国也如一道云烟飘散消逝：太平将士土崩瓦解，太平天国分崩离析，就连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也随之消解，似乎连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然而，太平天国给古老而板结的中华大地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清朝的正规军队八旗、绿营腐朽至极，形同虚设，凭他们的力量，怎么也剿杀不了太平天国。于是，清廷不得不利用、倚重汉族大臣组织地方武装团练。曾国藩正是由此脱颖而出，锻炼出一支能打恶仗、硬仗，且带有私人性质的湘军队伍。湘军坐大，成为洪秀全最为凶悍而残忍的对手，并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覆亡。
湘军因太平天国而生，曾国藩不仅就此改变了满清政府的传统兵制，使得“兵为将有”，而且牵动了政治格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如此一来，兵政实权逐渐下移，落于汉族督抚之手，构成近代力量分割大格局。表面看来，是曾国藩挽救了清廷，使其苟延残喘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实则由他掏空了清朝的根基。
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战争中积极变革，大量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科技成果，促成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与融合。以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为先导，渐次发展为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其源流不得不追溯至太平天国。尽管《南京条约》已经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重蹈前次失败的覆辙，但清廷并未产生真正的警醒与紧迫。只是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迫在眉睫的需要，才不得不掀起了一股实质性的学习西方热潮。
太平天国作为人类梦想带有缺憾的实践，并未因其失败而淡化远去，在遥远的古代历史深处有其回响，在其灭亡之后的日子里也有永久的记忆与复活的迹象——1862年11月23日，以文天祥自比，矢志忠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环笱褐两髂喜龊Γ傩糖埃聪乱皇拙溃骸傲僦沼幸挥铮灾男牢俊Ｌ旃淝忝穑毡馗瓷！�
是的，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但各种改头换面的“天国”在此后的世界确曾不断复活，并上演着一出出大喜大乐、大悲大恸的人间活剧。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以空想、幻想、梦想切入现实，导致的负面效应远甚于正面作用！
救世者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来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就曾有过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施行、实现而言，仿佛中了邪魔一般，竟无一例外地重蹈着太平天国的一幕幕悲剧：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无可避免的镇压内讧与争权夺利，军营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视商品经济商业贸易为洪水猛水，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专制集权的野蛮，毁灭一切中西文化的虚无，假美好名义实行的暴政，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大公无私的口号，愚民主义的政策，禁欲主义的盛行，扭曲人性的邪恶……
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也无法凌空蹈虚，更不可能推翻一切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诞生，只能一步步地改进完善，逐步过渡。
就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质而言，纯洁无瑕、完美无缺的社会只是一种想象，是数学中的一个无穷值，只能接近、靠近、逼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
“天国”并不遥远，“天国”并未覆灭，“天国”若隐若现，它留给我们的话题，传给我们的警示，带给我们的启迪以及可供涂抹、诠释、扩张的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