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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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力量“剿匪”的方针。
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剿共”。
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
与此同时，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一批批飞到西安。
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旅馆里塞满了人。
大饭店座无虚席，猜拳、打麻将声不绝于耳。
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调情卖俏，异常活跃。
在“剿共”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
他声泪俱下，希望“委员长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
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拍桌大怒，一顿臭骂后，恶狠狠地走入内室。
张学良还不甘心，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看看情形。
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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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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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名义于12月14日召集会议，同意进行和平试探，并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解。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决定武力讨伐，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下达了讨伐令。
随即何应钦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命刘峙的5个师开进潼关，围住华县，进逼渭南。
西安周围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只好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拒绝执行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美龄的极力奔走和强烈反对下，何应钦等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主张反共防共，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
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公开威胁南京当局：“如果与张、杨妥协，大日本决不坐视。”
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并派汉奸、特务潜入西安，煽动群众情绪，妄图利用民愤杀掉蒋介石。
日本政府还与德、意勾结在一块，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
美英由于支持蒋介石，对“西安事变”非常不满。
苏联则不但不理解张、杨之举，还怀疑张、杨是受了日本的唆使。
张、杨干净利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但对国内外如此复杂、棘手的局面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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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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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时，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后，电台天天广播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事变真相。
但南京政府为了欺骗舆论，用强大电波进行干扰，致使南京许多人不知事实真相，甚至谣传蒋介石已经死了，所以把宋美龄急得团团转。
她与孔祥熙决定派与蒋介石和张学良私交都好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一趟西安。
端纳先到洛阳，经张学良复电同意后，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
蒋介石会见了端纳，了解了张、杨的真意，并看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无限关切的信。
这个独夫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摔了个大筋斗，吓得够呛。
此时突然看到宋美龄的信，得到一点伦理人情的温暖，便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咧开嘴哭了起来。
宋美龄在信的最后附了一句话：“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此时，蒋介石才知道是亲日派欲置他于死地，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12月15日端纳飞回洛阳，将情况向宋美龄做了报告，并商定由宋子文来西安谈判。
第二天端纳又飞回西安，张、杨亦同意宋子文来谈判。
端纳再次会见蒋介石，向他讲宋子文将来西安谈判，并转述宋美龄要蒋介石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这时头脑已经冷静下来，诡计也就来了，他想借南京的军事力量，对张、杨施加压力，所以只同意停战3天，尽快送他回去。
12月17日他写了手令：“以近情察看，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张学良让被扣留在西安的蒋鼎文回南京把这个手令送给何应钦。
这样，何应钦只好把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22日，并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
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高层中占了上风。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在端纳陪同下飞抵西安，向张学良了解了事变经过和真正意图。
在张、宋会晤后，周恩来抓住机会，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耐心地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他认清形势，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周恩来还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出乎意料，喜出望外。
蒋介石没想到在西安能见到宋子文，情绪异常激动，与宋子文谈了30分钟。
他读了宋美龄信中“如子文3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后，又掉下了眼泪。
宋子文弄清几方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后，第二天便飞回南京。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
他们来到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与张、杨和中共代表进行了正式谈判。
谈判于12月23日、24日进行了两天。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