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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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写打油诗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回忆:“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着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傅斯年动辄发怒,但只对事不对人,事后又常常后悔。有个工友开玩笑说:希望傅斯年向他发脾气。因为傅上午发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稿费,他便一股脑地送给了工友。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庆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林语堂点评《语丝》诸同仁道:“达夫潇洒,伏老(孙伏园)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玄同守活鳏,永住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罗尔纲在北大工作时,曾有一些学校想把他挖走,胡适对他说:“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罗后来反省这句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对继任者马君武有一番评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连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过。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负责;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1927年携妻儿回了一趟宜兴老家。徐母大有儿子“衣锦还乡”之喜,摆了好几桌。当日下午两点来钟,大家刚吃完饭,正围坐叙谈家常,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和“强盗来啦!”的喊声。徐家一片惊慌,一家人相互照应着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独不见徐悲鸿的人影。土匪散后,蒋碧薇正着急担心时,只见徐悲鸿进了院子,头发和衣服上粘着许多谷粒。原来徐悲鸿反应极灵,“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蒋吟秋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并称“吴中四老”。郑逸梅说:“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黄炎培曾以“外圆内方”自诩,梁漱溟则称其“外圆内也圆”。
吴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以致画债累累,难以清偿,但他并不为此所累,仍客来时谈笑终日,客去后自摆棋谱。有人劝他,如此浪费时间,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画一些?吴答:“人还是人,不能和机器等量齐观。”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静如水,心宽如海。处境无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
莎剧的译者朱生豪不仅英文厉害,还精通诗词,被词学名家夏承焘誉为东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情孤僻,对应付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他从学校毕业后,入世界书局当编辑,曾致总编辑一函,上来就称其为“仁兄”,传为笑柄。
韩国钧(紫石)任江苏省长时,一次请萧俊贤画一立轴,嘱手下要萧题紫老上款,萧听后对韩派来办事的属下说:“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学校规定师生出入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对此置若罔闻,一次被门卫拦住,要看他的名片,黄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长叫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李健吾说: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11.起居
袁世凯每天凌晨5点起床,先入办公室批阅文件,然后喝茶及牛肉汁、鸡汁。7点进早餐,通常是包子和鸡丝面。10点进鹿茸一盖碗。11点进人参一杯。12点吃午饭,食谱上常有清蒸鸭子,入冬后几乎每天必吃。下午吃一次西点,并服用自制活络丹、海狗肾。晚7点进晚餐。袁世凯的一天,除正事外,可谓是在大补中度过的。滋补过度,使他强壮身体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且适得其反,仅活了57岁。
袁世凯当政时,徐世昌曾为国务卿。后袁图谋称帝,徐即辞职还乡,隐居于河南辉县老家。
徐世昌的退隐生活大体是这样的:除原配席夫人外,他还有五个姨太太,此时各司其职。徐的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他每天黎明即起,洗漱后用早餐。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两小时的回笼觉。徐白天则靠吟诗、写字、画画打发时间,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据说耳濡目染,后来也能涂抹几笔。当时有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因而画兴最浓。徐每顿饭由五姨太太陪着吃,席夫人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吃;晚上睡觉则由席夫人照料。徐世昌的卧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本人的,另一个就是席夫人的。这都是席夫人一手所为,但长此以往,也不免让另几个姨太太对其心存恶意。
段祺瑞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念经(佛经),午睡,下围棋,打麻将。即便是在他当权的日子,甚而大事频发的当口,也天天如此,以致不少军政要务,不得不假手于人。
吴鼎昌生活很有规律。他任贵州省主席时,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节假日、下班后不会客,不谈公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下属也都清楚他的这个习惯,不到家中打搅。逢假日或周末,吴常携妻子去贵阳南郊的花溪风景区度假,在那里读书写作赏景,过闲适清静的家庭生活。其作品《花溪闲事》,即是那几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花溪写成的。
顾维钧每晚11点入寝,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一天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顾是外交家兼政客,大半生满世界奔波,生活并无规律可言,却能享高寿,活了98岁,这多少得益于他良好的睡眠。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不确切。‘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问世后,张恨水爆得大名,囊中渐鼓。他在北平租了一个大宅子,院里种了不少花木,颇为幽静。但他并未从此歇手赋闲,反而更忙了。
这段时间,张恨水同时给六七家报刊写稿,每天闭门创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一直写到晚上六七点钟,然后搁笔吃晚饭。饭后略事休息,再接着写到半夜12点。登床后,还得看书“加油”一两小时。
张大千的子女回忆说:父亲一生不喝酒,不吸烟,不玩牌。善饮食,爱步行,记忆力超强,长年无休息日,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上世纪20年代,陕西盐商吴怀琛在上海当寓公,他每日鸡鸣时入睡,下午四五点钟起床。其他时间则大多沉湎于烟榻上。
刘淑静是河北大名人,后入山东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她晚年曾述及“修女的一天”——清苦、单调、有规律、受禁锢:早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是30分钟的默想,题目出自《默想全书》。然后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点吃晚饭。早、午饭后,大家各自做活,没一个闲着的。晚饭后有半小时休息,修女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散心”,大伙可以自由交谈,但绝不能高声喧哗。然后,又是集体回教堂“念晚课”。30分钟后,开始集体唱圣歌,赞美耶稣和圣母。晚9点半回宿舍休息。当年修女都住集体宿舍,虽说是紧挨在一起睡,也不能随便交谈。
黎元洪第一次下野后,隐退于天津德租界。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必骑着一匹大洋马到海河边“驰骋”一番。
民国初年,第一家庭人丁兴旺——袁世凯有众多妻妾和子女。北京之外,袁在天津也有数处宅子。英租界小白楼袁公馆内有楼房数百间,袁去世后,他的家眷多居于此。那时,袁家抽鸦片的人占了半数。家里厨房的灶火日夜不息,下午三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四点以后,西餐馆的茶役便推车带着各种点心、小吃和荤素菜来袁公馆兜售,生意自然不错。每日三餐,照例准时开饭,但袁家人很少来吃,男女仆人则尽可享用。袁公馆的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抽大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九点左右,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娱乐场所。夜12点仍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馆吃夜宵。一般玩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陆续回家睡觉。袁家的人每天出入家门,衣帽鞋袜都是男女仆人给穿戴摘脱,他们仅抬抬胳膊伸伸腿。少爷小姐每人有一个五屉柜盛化妆品。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货居多。
齐白石生活极有规律。晚年黎明即起,到菜园浇水。上午绘画。午睡一小时。起床后接着画。一天画三四幅,不论大小。他的画案上放着一副哑铃,休息时用它练手劲,故腕力至死不衰。黄昏后不再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身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数个要职。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周去一两次交通银行。曹是上海人,本来生得眉清目秀。他因兼职过多,每天车来车去的,有一回在赵堂子胡同和另一个总长李士伟的车撞上了,致其破相,脸上落下疤痕。
胡汉民曾自述他任立法院长期间的日常起居:“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作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