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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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连声赞叹:“范哈公,你搞得漂亮!”
抗战期间,宋氏家族的姊妹兄弟一度都在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想让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庆龄,宋庆龄没答应,宋美龄劝道:“这是我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提议的家宴,宋庆龄最终也没去。
林森虽贵为一国元首,但生活上简朴之至,得过且过。林的夫人郑氏早亡,林便终身不再续娶,家里因此也无直系亲属,长年独身一人。这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们动辄妻妾成群形成鲜明对照。林平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经常独自上街购物。抗战期间在重庆,林坐车经过上清寺,路旁有一卖木桶的小贩,即下车买了个洗脚盆拎回车里。
康有为晚年,家中成员庞杂,除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五个妻妾和六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以及厨师等雇员。他家还有两个印度人看门,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此外就是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1942年,蒋经国夫人生孩子,蒋托侍从医生吴麟孙物色保姆。吴不敢随便找人,就把他在助产学校毕业的女儿叫去当差。事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说:“吴医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感情甚笃,很少口角。宋美龄偶发脾气,蒋都一笑而过。两人居家都不乏涵养。宋为数寥寥的一次“撒泼”,恰被张治中撞见。当时宋美龄气急中脱下高跟鞋“遥掷”蒋介石,正中蒋的肩头,鞋落在沙发前。张治中正好登楼入室,见蒋被鞋击中后仍以微笑相待,便快步过去拾起鞋,送到宋美龄面前,算是给蒋解了围。
1949年4月中旬,离宁波解放(5月24日)只一个多月,蒋介石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及蒋经国从溪口出发,到宁波遨游示别,一切被褥用具均由侍从人员随身带来。宁波南郊柳亭庵旁有蒋姓祖坟,蒋曾往扫祭,并给柳亭庵当家五万元,嘱其看管坟墓。蒋介石还去北门外华美医院检查身体一次,并两次到天一阁浏览该处藏书。
买办梁炎卿有一妻三妾,15个子女。梁家管教甚严,不允许孩子沾染任何恶习。梁家子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言谈举止都养成了英国绅士的做派。梁家子女的娱乐也是洋式的,都喜欢打网球、骑马。
林语堂夫妇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随父亲,自幼喜欢写作。她曾让父亲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意思是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玉如寻思“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有道理。某日翻《吕氏春秋》,忽觉“太乙”两字用作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虽不明所以,但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林语堂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女儿三五岁的时候,林便常带着她们出席各类社会活动。那时,文人聚会兴“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被点的姑娘进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于是满座哄堂大笑。
俞鸿钧曾任上海市代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抗战期间,有人去他家,看到其妻正在洗衣服。虽说当时重庆的生活相当艰苦,但一个部长太太亲自洗衣服,实属罕见。
艾青的母亲对他说:“你写大堰河,她只是你的保姆,你不写你的亲母亲。”其实母亲并不喜欢艾青,待他也不好,说是克她的。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六个嫂子;大哥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又娶了个姨太太,还是没生儿子,又生了个闺女。姐姐们都已出嫁,两个大侄子也结婚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聚齐时能有四五十口子。梁父制订了这样几条铁打不动的家规:不许赌钱,不认干亲,晚饭以后,大门落锁。
诗人朱湘一生最富有的日子是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月薪300元。那时他已结婚,甚至有闲钱收藏一些古董,如陶马、郑板桥的墨迹等,曾吟出“黄土的人马在四周环拱”的诗句。他与妻子霓君经常争吵,动辄把家里的东西乱摔一气,第二天和好了,再去买一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