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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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躺着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现在他已经快要死了。是他陪伴她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只是他不会知道，即使再生这天与地，她也无能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如同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那个可怜的渔夫，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妻子总是不愿安定下来，总是在追逐更高更远的目标？
其实渔夫妻子反映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人性，金鱼不过是物化的道德伦理，森然地提醒人们万事万物自有规矩，不可贪图非分的富贵，否则必遭天谴。然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的皇宫住，谁还甘心守着那条小木船？有的绫罗绸缎穿，谁还愿意继续披着两片无花果树叶？
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有着最本真的原生态的快乐，但为了拥有梦想中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依然甘冒天谴吞食禁果，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直到多年以后尘埃满面两鬓如霜，才会追忆起他们放弃的乐园。
这正是人类永恒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战乱，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然而武陵渔人依然会离开，依然会回到外面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才会想到重归桃园的静谧与安宁。然已不复得路。
他回不去了。
她也回不去了。
＇12＇ 《新唐书*懿德太子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
通鉴作以皇太子第二子重福留守京师，今从唐书。
（本章完。第十一章：逆天强者）
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
随着高宗病情日益恶化，武后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一面了。高宗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武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次诊病必然亲临现场，关键时刻她不想出任何的疏忽和纰漏。
这时高宗的风疾已经相当严重，发展到头疼难忍，目不能视，估计是脑血管堵塞压迫到视神经造成的，急召御医秦鸣鹤诊治。这位御医似乎并非中土人士，据一些学者考证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Markus（圣经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聂斯托里派在拜占庭被教会裁决为异端，教徒遭受迫害，向东逃亡，开始了东传的过程。贞观九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世界的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由于初唐对宗教的包容性极强，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等都在积极争夺信徒，景教初传内地，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扬其所长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唐人对景教教义未必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唐人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大秦神医的穿颅治盲术。他们常常会很夸张地描写大秦神医如何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开脑取虫，以愈目眚”。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眼睛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希波格拉底：《论视觉》）这种失明可能是由于一个脓包或良性肿瘤压在脑部所造成，所谓的‘虫’是出乎想象而加上去的字眼。
秦鸣鹤诊治之后称：“皇上的失明是由于风热之毒上侵头部造成的，若用针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坐在珠帘后面的武后听了大惊失色，当时景教初传，唐人对这种医术所知不多，要深宫中的武后明白希波格拉底的伟大显然是困难了一点点，当下厉声道：“此人当斩！天子头上岂可针刺出血？”秦鸣鹤吓了一跳，还好高宗发话了，大概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医人议病，理不加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出血未必不佳。我意已决，先生尽管放胆一试。”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高宗眨巴眨巴眼睛：“啊，好象能看见东西了。”话还没说完，武后很夸张地以手加额作如释重负状：“太好了，这真是老天保佑！”为了表示对大秦神医的感谢，天后亲自嘿咻嘿咻地背了一百匹丝帛赏赐给秦鸣鹤。
司马光记述到这里时很是讽刺，他认为武后阻止秦鸣鹤给高宗扎针是盼望皇帝早点死，“不欲上疾愈”，这也未免有点诛心之论。以高宗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根本无能阻止武后掌控政权，相反她还能打着高宗的旗号发布各种政令，减少反对力度，何必急在一时？说武后见识不够或有之，说她有意谋杀亲夫就有些过分了。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最早记载此事，但也是放在“谀佞”篇，意思是“看看，天后多会拍皇帝马屁！”并不认为这代表武后一心盼皇帝早死。刘肃对武后印象奇差，人彘事件便最早出自他的笔下，他对于秦鸣鹤事件的解读可以代表唐人对此事的普遍看法吧。
高宗给秦鸣鹤这么一治，自感精神爽利多了，伸伸胳膊弯弯腰，活动活动筋骨，觉得还有些力气。于是兴冲冲地召百官觐见，改元弘道，大赦天下。他本来还想登上则天门城楼亲自宣布大赦令的，但稍一动弹，气血上冲，怎么都上不了马背。人们立刻关切地围过来，那张让他心折千次又心死千次的熟悉面孔，再度映入他的眼帘。
仍然是她，他的妻子，大唐的皇后。
当然是她。除了她之外，他还能奢望看见什么人呢？李治苦笑。
皇帝无法宣赦，只好召百姓入殿，由侍臣代为宣读。李治失落地又回到了病榻上，外面人群的欢呼声如海浪般将他淹没。
“百姓还高兴吧？”他轻声地问着侍臣。
侍臣恭敬地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苍生虽喜，我命危笃。”李治深深地叹息；“天地神祗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恨！”
这是史书上所记载的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
（本节未完待续）
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
按照唐制，28岁的皇太子哲即位于枢前，正式受册嗣位则于7日之后，是为中宗，尊天后武氏为皇太后。
终高宗的一生，他都竭力想走出别人的阴影，用尽了种种办法试图证明自己，然而从历史评价上来，他并未成功。在高宗时期颁布的唐律达到了中华法系的巅峰，但这一成果理所当然地被记入长孙无忌名下。打击士族高门，促进科举制的发展，开殿试和武举之滥觞，千百年来都认为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大唐版图在高宗手里达到了最大，人们则归功于是他父亲留下的铁骑雄师和天才将领，却忘了隋炀帝从父亲杨坚手里继承的帝国更加繁荣富庶，却不到20年就玩完了。并不是要否认高宗朝的辉煌有这样那样的外部因素，但高宗本人决策国事、破格用人的作用被完全忽视，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他身后没有武周革命，也许世人对他的评价会高得多吧！
不过高宗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不好，名号还是蛮威风的，既是“天皇”又是“大帝”，非常国际化。（印象之中，除了他似乎只有东吴的孙权才被称为吴大帝。）高宗留下的《大帝遗诏》是这么说的＇1＇：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除了一些例行说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这样的做法极为罕见，对比高祖和太宗遗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军机急速，小殓既竟，嗣子宜於别所视事，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高祖遗诏
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太宗遗诏
无论是高祖还是太宗遗诏，都有这么一句“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表示大丧期间平常事务可由百官自行处理，然而军国大事的处分事关君权，不可轻易委人，仍由已成年的嗣皇帝亲自处理。在高宗遗诏中出现这句极不寻常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当是皇太子监国期间表现不佳，高宗担心他当此内忧外患控制不住局面，所以刻意如此安排，但也表现出高宗对武后掌国执政能力的欣赏和认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她的信任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政治伙伴。
然而单凭这句话仍然不能让武后正式全面的掌政，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里仍有两重限制：其一是指军国大事；其二须是在嗣皇帝不能决断的时候，才有必要听取太后的意见。不过这限制被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打破了。在12月7日高宗死后第3天，裴炎上奏，以嗣皇帝尚未正式受册为帝，也未听政，故请求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宰相议政向天后奏议，由天后宣令于门下省施行：
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旧唐书*裴炎传》
裴炎这一奏议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太宗皇帝兵变即位固不用说，太宗病逝于贞观23年5月26日，皇太子李治直到6月1日才正式受册，从来没听说这期间就不能发布政令的。裴炎以此为由，上奏凡是宰相奏议都报知太后决断，完全绕过了嗣皇帝，也突破了遗诏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的限制。裴炎经章怀太子案后受到武后赏识，迅速提拔为门下省长官侍中，双方一直关系不俗。而哲太子监国期间的失望表现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裴炎辅政大概和哲相处得也不好，对于裴炎来说恐怕更愿意在一直和他合作愉快的武后手下做事，而不愿意侍候脾气又臭又硬又没本事的李哲了。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裴炎的这次奏议正是武后和他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裴炎是高宗指定的唯一顾命大臣，众宰相老的已经死得七七八八，新提上来的资历浅官位低，裴炎说话隐然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哲当然不乐意，但他还没有正式即位，大臣们都不买他的帐，只能任人摆布，但对裴炎的憎恨自是又深了一层。
武后现在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单独处分政务权，几日后中宗正式受册为帝，但武后仍以皇帝尚未守丧期满为由继续把持国政。然而嗣皇帝并非幼儿，先皇遗诏中也并未委托太后临朝称制，所以武后并没有取得历朝太后代幼年皇帝临朝称制的合法权力，而只能依靠顾命大臣裴炎的配合走一步算一步。按古中国的政治传统，太后称制是指皇太后受先帝委托，代年幼的皇帝履行君权，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武后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与宰臣沟通别出蹊径，中宗未正式受册前4天宣“天后令”，受册后而守丧期未满则假“太后令”，但也只能拖延一时。皇帝守丧为“以日代月”，最迟新年一到嗣皇帝丧服一满，她就必须归政皇帝。也就是说，在12月30日之前她必须做好所有准备，让中宗完全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高宗现在已经死了，潜沉的反对力量可能都会浮出台面，她必须独立面对一切，再没有任何遮拦。在这短短的10几天里，她需要稳住中间派，钳制反对派，拉拢观望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保证没有任何弱点和空档可供李哲利用。留给她的时间真是太少、太少了。
（本节未完待续）
＇1＇ 高祖、太宗及高宗遗诏见《唐大诏令集》
好在武后筹谋已久，并不慌乱，有条不紊地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1、 安抚李唐皇室宗亲，这是武后以太后名义发布的第一件要事。12月17日，武后下令给李唐宗室中地亲望重的高祖太宗诸子统统加封为一品大员，安抚其心以免生变。高祖诸子韩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