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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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给她惹事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龙朔二年,武皇后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这一年她已经41岁了,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
从23岁她结识为先帝入侍药膳的高宗皇帝算起,10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流光逝水,华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杀予夺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皇后,在华丽绝伦却处处浸染着暗红色血迹的后宫里,她一路厮杀过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女人的青春终是不会再回来了。或者她应该满足,因为她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然而心依然会隐隐作痛,成功的代价总是如此高昂,纵然胜利在手,也依然满浸着苦涩。她是4位皇子的母亲,长子是大唐帝国的储君,然而仍然不能让她忘怀,她本来还有一个女儿,小公主——此时距离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
这个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婴,是武后心底无法忘记的伤痛。正因为小公主刚刚出生便猝然离世,没有来得及给武后的生命增添任何一点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后位,那小小的婴儿,也就在母亲的心里定格为完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粹炼成永恒。死在武后手里的亲人不止这一个,然而只有小公主,才可以独占母亲全部的温柔和悔恨。这年三月,她为小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由禁中的德业寺迁葬朱雀门东的崇敬寺,——为了照顾高宗的病情,从去年起武后已和高宗一起移居东内,难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居西内吗?于是正式追封为安定公主,谥为思。按照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个神秘的谥号,寄托了母亲怎样的情怀,局外人虽无从得知,但从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来看,不难感受到皇后的思女之情。《旧唐书》略略记了一笔:
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
这里专门提到是长女,大约当时已有次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史书上没有明载太平公主的出生年月,她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嫁给薛绍,至少已至14、15岁的婚龄。武后龙朔二年生殷王旭伦,那么一两年后的麟德元年生下太平公主是很有可能的。失去一个女儿,又得回一个女儿,事情能这样结束,本来也算圆满。但武后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安葬了安定公主并不能让她得到安定,她开始结交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频繁地带他出入禁中,设坛作法,此事被宦官王伏胜告发,罪名恐怖得让人心惊肉跳——厌胜!
厌胜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后台这顶帽子压下来也必死无疑,王皇后便是因为这个罪名而丢了后位,武后岂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别人诬告,把一个道士招进宫内作法也极易受人以柄,武后性格刚强,意志坚毅如铁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现实手段无法解决无法排遣的困扰,她绝不会出此下策,乞灵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当时武后后位的稳固,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堪承受冒此奇险呢?台湾学者雷家骥认为,武后厌胜的对象不可能是高宗,只因当时武后的权柄,全都来自于高宗,武后绝不会笨到自己撕毁长期饭票,雷先生认为武后可能是出于和王皇后同样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
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来以武后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毕竟是姐姐。曾经一起相依为命受过异母兄弟的薄待,情份毕竟有点不同。韩国夫人的丈夫贺兰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门”,初唐时收复江南战功显赫的河间王李孝恭,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贺兰家。贺兰越石早死,给俏丽风流的寡妇韩国夫人留下了一对漂亮得出奇的儿女。儿子贺兰敏之成为长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史载“有国色”。风流寡妇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私会高宗,次数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从母亲身上转到了她身边亭亭玉立的少女。于是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高宗对于这个小情人大概真的动了心,打算将她正式纳为嫔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嫔之一,只是碍于魏国夫人毕竟是皇后的外甥女,高宗还在犹豫如何开口。武后对于这个外甥女甚为内忌,雷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她请道士入宫厌胜的原因,
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贺兰氏虽然年轻貌美,但争宠手段跟武后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何况武后现在是母仪天下的正宫皇后,要对付魏国夫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险行此厌胜之术?需要道士做法才能安心,又是发生在安定公主迁葬后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鬼魂为厉让她难以心安吧!说来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认识,此人号为“东岳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颇有名气。显庆年间高宗和武后恩爱正浓的时候,曾经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后赴泰山祭祀,为帝后二人行道祈福,并立了一块双石并立如鸳鸯并栖的异形石碑,便是流传至今的泰山鸳鸯碑了。麟德元年,他还挂着朝散大夫骑都尉的散职,供职于东宫,不时为体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药诊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并非不可原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高宗新欢在侧,又因李义府等事对武后颇有不满,接到王伏胜的密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传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商议,商议的结果,竟是要废后!
(本节未完待续)
'1'《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2'《全唐文*大帝遗诏》
'3'《新唐书*窦德玄传》:
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
'4' 《旧唐书*李义府传》:
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兒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注:睆然,指微笑的样子。)
'5'《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历来多认为是武后揽权过盛,引发高宗不满之故。“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通鉴)因此产生废后之念,王伏胜的告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上官仪按照高宗之意拟旨,不想被武后探知赶过来一闹,高宗为了哄老婆开心便把忠心的臣子卖掉,让上官仪做了替罪羔羊。然而遍查史籍,之前并没有武后专权弄威压制高宗的记载,故近来颇有人质疑此事,认为可能的确是上官仪在弄鬼。《旧唐书》出于一贯为尊者讳的原因不载废后事,只说上官仪被许敬宗构陷杀头。而《新唐书》和通鉴皆明载是上官仪主动请求废后:
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此为通鉴麟德元年条,新唐书记载与之类似,此说当源自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普遍被认为可信性极高。但二者均未言及高宗招上官仪入宫时即有废后意,而厌胜之说也颇为蹊跷,如前所述,以武后当时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诅咒哪个人,可能只是心理困扰而已,从上官仪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高宗不满的真正原因是“皇后专恣”,那么厌胜很可能就是如王皇后被废那种莫须有的罪名了。而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和上官仪也的确是旧识,他们都曾供职于武后的政敌废太子忠。
《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赵文润在列出种种疑点之后,认为高宗和武后虽有矛盾,但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摩擦,真正希望废后的正是宰相上官仪。他自龙朔二年拜相,颇受高宗器重,为人“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的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上官仪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势必要搞倒老臣许敬宗,而许敬宗的强硬后台就是武后了。赵文润认为,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正是上官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是耶非耶,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上官仪的背景和为人了。
上官仪是唐代宰相中颇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的典型性。从上官仪开始,唐代宰相温文风雅的士大夫气质开始成形,贞观时期只重实效的实干性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唐代步入仕途可以通过门荫和科举,经过初唐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科举出士已然成为举世所重的潮流,未有科举功名纵然得以拜相终为不美。上官仪便是科举初立时选拔出来的精英人物,善属文工书,文采比起许敬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其词绮错婉媚,号称“上官体”。唐代取士颇重视品貌风度,并非单指相貌,而是指举止的优雅和处世的风范。上官仪的风度,据说是可以用清逸如鹤,飘然若仙来形容的。时天下承平,上官仪贵为当朝宰相,百官之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即兴朗吟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诗风雍容雅淡,音韵清朗,以洛水脉脉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以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流露出自己承恩得意的神气和执政治世的气魄。熹微的晨光中但见上官仪衣袂飘飘,眉目疏朗,直如天上谪仙,正欲乘风归去。一众同僚都看得呆了,“望之如神仙焉”。'6' 从日后倾倒朝野的才女上官婉儿身上,依稀可以想见上官仪当年的风姿。可以称为文学青年的李治(现在应该是文学中年),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