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的奋斗-第9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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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接到调查部转来的情报后，参谋部就已对此作了应对调整，后备军尚未完成整建的50个师，已经从三条铁路增援俄罗斯和突厥斯坦，而且参谋部计划在未来半年内，再次向西线增派不低于20个师以及15支航空部队的军力，以充实西线的力量。
“嗯，这是一个问题，参谋部对计划的调整作得怎么样了？”司马点了点头。“总理，我们认为需要对澳大利亚方向进行调整，对美、英宣战后，我国航运界损失了214。5万吨商船，其中包括在德国、意大利未能撤回的58。3万吨商船，尽管德国以及意大利同意就商船问题进行交换，但我们所得到的补充只有18。75万吨，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损失了10％的商船。
鉴于太平洋以及未来印度方向需要大量的商船造船的船运紧张，因而……参谋部认为，我们很难如协定规定，向日本提供386万吨商船的后勤支援，尤其是在中后期，随着我军在其它方向需求增加，将会直接导致我国运力的紧张，界时我们将不得不调回大量外援商船。”
蒋百里看似没有多少表情波动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稍显诡异的笑容。中国和日本从来不是盟国，只是利益的暂时结合，但无论如何，日本的强大都不是中国所能接受的。注意到蒋百里脸上的那一闪即逝的诡笑，司马怎么会不知道参谋部的那些军事参谋们安的是什么心思，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没有完备的后勤的支持，战争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而最重要一点是，日本人的性格是王八性格，一但咬住了就绝不可能松口，尤其是处于某种微妙的时局面前，或许这正是参谋部的调整的计划之一。
“嗯！我们对于日本的帮助必须要以不损失我国利益为前提，这一点是必须的！少川，到时日本方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拜托你了！总之，澳大利亚绝对不能让日本舒坦！当年在……反正，一句话，日本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说到这里时司马眉头轻皱，参谋部的这个计划和当年自己在喀山上演的那台“绞肉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让日本人放血，但是放血，可以放空7000万日本人的血吗？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跟班，一个受中国绝对控制的日本，而不是一个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国家，简单的放血并不见得可以满足这一条件。
过去的计划是基于彻底占领后的“改造”，从而解决这个千年的宿敌，在澳大利亚的放血，无非是……削弱，但远没有原计划中那般被严重削弱，最终两个小玩意即可解决问题，看来到时候……或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牺牲，但为了彻底的安全，这是值得的，让日本在澳大利亚尽可能的流血，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总理，奎松总统希望尽快返回菲律宾，呼吁菲律宾人放弃抵抗，你看……”顾维钧出言打断了司马的思绪，“暂时不需要打这张牌，告诉奎松，现在他的身体胜过一切，独立后的菲律宾需要的是身体健康的总统，毕竟这么一个国家，需要一好的总统日理万机！尤其是在国家刚刚获得独立的时候，繁重的国家事物需要他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从海军陆战队救回奎松后，就直接用水上飞机送回国内，一直都在西北市国立医院接受治疗，奎松有着严重的结核病，对于这么一个“相当于五个师的总统”，无论是总理或是国会都非常重视，尽管至今，国务院仍然未发布奎松转向中国的新闻公报。
说话时，司马朝蒋百里看了一眼，国务院的决策要配合国防军的行动，将菲律宾战时适当的拖延，是参谋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之一，未来的几个月国防军对巴丹的进攻将以空袭和围困为主，在菲律宾保持这么一个棋子，诱使美国海军离开珍珠港，以中国最擅长空中打击，彻底的击败美国海军，从而赢得太平洋未来两年的制海权。而在这两年内，中国将在占领区建立一系列的新政权，想到这，司马坐起身来接过沈鸿烈递交的香烟。
“总理，还有一件事，奎松和他的幕僚以及菲律宾官员希望获得我们的独立保障，以及菲律宾彻底独立的时间表，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时间。”顾维钧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把奎松等人的要求转告给总理。“这帮子人，我们说过会给予他们独立，就会给他们独立，他们太心急了！告诉他们共和31年12月31日之前，我们将会帮助菲律宾实现真正的全面独立，只要保证基地权和驻军权这一点就行。”
听到顾维钧的话司马笑了笑，给予新占领区独立地位是中国即定方针，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对于菲律宾或是缅甸、马来亚都是如此。尽管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接替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地位，但是中国从未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对于落伍的殖民统治充满厌恶之感，毕竟中国曾身受其害。
国务院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确定在未来将会帮助东南亚以及亚洲其它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获得真正独立，并且对亚洲各国流亡中国的民族独立领袖们，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甚至于直接的策划东南亚殖民地的起义，当然起义的规模和支持力度都无法同当年的兰芳相比，而且在杨永泰执政的八年，更是减弱了对那些人的支持力度，当然这是当时调和国际环境的需要。
“大家应该知道一点，现在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西方思维占领他国殖民地后，对那里继续执行殖民统治，那么最后在几年或许十几年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局面，即殖民地的独立浪潮，像在缅甸，过去的十几年间，缅北的独立游击武装，尽管规模不大，但却一直令英国人头痛至极，我想我们没有必要看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毕竟我们所需要只是资源供应地、国家安全保障区，而不是扩大我们的领土，更何况这与中国的共和精神以及亚洲领袖的身份是极不恰当的。”
看着众人司马轻声提醒着他们殖民统治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战争爆发之后，国内一些团体和个人，开始鼓吹的殖民主义，过去是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中国没有殖民地，所以才会反对，而现在接管了殖民地之后，总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殖民地。
“亚洲几乎每一块殖民地的人民都曾为了自由而战斗过，可是失败了，这使得他们除了接受西方列强的统治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他们无疑幸运的，中国进入东南亚以及将来的印度，不是作为一个较为宽大的统治者，让当地人有福气得到自由与正义，同时接受中国文明的开明影响，而且给予他们全面的独立，给予他们所追求的事物，这决定性我们和殖民主义国家的不同，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在于我们帮助亚洲其它民族赢得独立，而不是占领他们、奴役他们。”
听到总理的描述，深知内情的顾维钧的唇角轻轻抽动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总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总喜欢给自己，准确的来说，是给中国戴上一些高帽子，对美国的宣战是迫于美国的威胁和步步进逼，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亚洲受殖民统治的民族，总之，中国永远代表着正义的一方。
无论是外交部或是国务院，永远都有数不胜数的华丽词藻用以装饰这场战争，而且中国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正在为第一次普选做着最后的准确工作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都已经举行民族公投，认为三国应该参加这场“旨在赢得亚洲民族解放的正义之战”，而且三国的公投并没有中国操纵的影子，是自发而自愿的，过去的十几年间，亚洲主义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同样影响着东南亚甚至于印度。
“亚洲人的亚洲！”多么美妙的名词，但在中国给予他们独立的背后，过去的十几年间，深蓝公司和社会科学院等几十家机构，都在秘密的进行着一项研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都在韩国的身上进行着试验，在外国眼中独立后的大韩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经济日益繁荣的国家。
但对于中国而言，韩国不仅仅是联邦成员、市场和资源地，韩国同样是中国的试验田，“新殖民主义”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并且有着历史意义的，可以说现在中国对亚洲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就是为推行新殖民主义。
“……总之！亚洲人的亚洲，我们中国人以及亚洲各民族必须要向西方人证明一件事，即黄色人种并不逊于白种人，我们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明，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在未来，这些新独立国家，将在我们的支持下，在实现民族的独立后，最终实现经济上的繁荣……”
面积不大但装饰却非常漂亮的客厅，回响着一个显得有些激动的声音。“新殖民地主义而已！无论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端着咖啡杯的胡适轻声为自己的朋友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同英国、法国、美国在对待落后民族问题上不同，西方世界更倾向于以武力占领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我们更倾向于着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掠夺与控制，与新生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维持与新生国家的一种“条约关系”，以此来干涉、控制、影响这些国家。”胡适放下酒杯望着朋友们，神情显然很是平静。
“我们所选择的只是另一种隐晦的控制，因为国人非常了解那些接受高等教的当地精英的愿望，由于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这些精英们不仅无权干预政治，而且深受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尽管他们的非常富有，但他们仍然是殖民统治者歧视对象。而我们却懂得他们需要的是个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开明政治、政教分离、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我们正是以给他们这一切的许诺和行动来拉拢这个阶层，并依靠这个阶层对占领地进行间接统治。”
“胡教授，我并不认为这是间接统治，实际上我们根本并没有统治他们不是吗？”赵兴怡打断了胡适的话，对他的前半句自己非常赞同，但是至于最后的间接统治却不敢赞同，因为中国从没来没有间接统治过任何国家。
“就像朝鲜，3年的临时政府，15年共和普选，现在的韩国难道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我不否认我们对韩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韩国同样是中华联邦的成员，但是中央派驻专员不过仅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我们唯一对韩国的干涉或许就是教育，在当年的临时政府中，韩国政府各部部长均由朝鲜人担任，只有教育部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是为了保证了中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在韩国的实施和贯彻。
如果社会下层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们将受到各种剥削者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贡献在于使韩国劳动者摆脱其依附地位。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并且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韩国人对这种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的反应是热烈的。
随着韩国人在政府任职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教育的支持也更大。不过教育设施始终是落后于需要的，无论什么地方，教育都被视为取得独立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我们的这种干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不是吗？”
赵兴怡的声音稍顿一下，似乎是在心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论点证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国建期间，韩国在我们的帮助下，韩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把从欧洲受到工业互惠的利益之后，欣然把这种利益扩展给韩国人。
韩国的农业和工业改进了，新的制造工业和现代化技术传入了，交通运输现代化了，韩国的通货稳定了，而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甚至没有索要经济上的特权，这与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并没有为我国的商人在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索要经济上的特权。特权？需要吗？”
胡适并不赞同赵兴怡口中中国并没索要特权的观点，有时候一些特权是极为隐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会将特权最大化的同时，加以层层为他国利益的伪装。
“根据共和12年《中韩关税法》、29年《中暹关税法》以及刚刚通过对中南特别关税法，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是相互免税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税贸易使我国工业品在菲律宾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挤垮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以及他们本国的薄弱的工业，当然不包括我们的投资企业，这使我国企业达到了独占这些新建国家市场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一旦他们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