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第5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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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利有弊，这是不可避免的。”刘韐最后说道，“而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可行，不是它能给这个王国带来多少财富，而是它是否保证王国的长期稳定和国祚的延续。”
李虎微笑点头，颇为赞赏。从最早在大同见到刘韐的时候开始，他对这位老者的印象就非常好。今天刘韐不怕触犯李虎的威严，直言不讳，而且直接说中要害，的确让李虎感触颇深。相比起来，他觉得李纲改变了很多，虽然性格还是耿直刚烈，但心计却越来越深沉，深沉到李虎不得不小心提防。
“制定国策的目的是保证王国的生存。”李虎说道，“历朝历代，因为土地产出少，必然把大量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确保粮食的安全。粮食安全了，王国也就基本上安全了。到了本朝，情况变了，随着土地产出量增加，随着一系列鼓励开垦政策的实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但养活了一亿人口，还有富裕的粮食可供商贸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此朝廷不得不鼓励发展工商业和其它各类行业。”
“国情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走老路，继续以历朝历代的治国思路来制定国策，继续以崇本抑末的策略来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显然无法适应国情，更无法发展国力，由此也就无法确保王国的生存。”
“大宋的败亡就是一个例子。大宋即使财政崩溃了，但民间财富依旧惊人，所以大宋的败亡不是因为财政崩溃，而是因为国策失误。”
“大宋国策造成了三冗等各种弊端，在每年财政收入高达八千万贯的情况下还入不敷出，随后的变革还是没有走出固有的桎梏，以致于变法失败，国祚崩裂。”
“这时候，我们必须反思，在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已经不能适应沿袭了上千年的财经策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继续用儒学的陈旧理论来制定国策和财经制度，还是用战略利益的思路来制定国策和财经制度。”
刘韐明白李虎的意思。在本朝，有道儒和法儒之分。在国策上，道儒推崇无为而治，经济上放任自由、不抑兼并；法儒则推崇抑兼并，国家垄断，重农抑商。按照李虎的话来说，如果财经制度都是以儒学做为其理论的情况下，道儒就是从战略利益出发，而法儒则是从儒家礼仪和法家刑名出发，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策理论。
李虎以人口和土地为基础，以创造财富来增强国力为目标，详细阐述了农工商并重的财经制度，试图说服刘韐。
刘韐在今日的朝廷中，算是最坚定的新政变革派了，而他又是南方人，出自蔡京一系，如果能说服他，让他改变思路积极加入到这场变革中，那么李虎就有把握在平定东南叛逆、收复东南州县后，迅速在东南推行变革策略，并取得成功。
中土的经济重心就在东南，东南的财赋占据中土财赋一半以上，将来中土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东南，而东南官僚大部分是王安石、蔡京等新党人士的门生子弟，朝廷变革策略的实施都要依靠他们。关学子弟不管怎么努力培养，在二十年之内，根本达不到新学子弟的规模，假如李虎在未来数年内平定了东南，那么很显然，变革政策就必须依靠东南官僚来完成。
刘韐的重要性由此突出，李虎虽然明明知道刘韐可能会成为自己夺取大宋国祚的重要障碍，但他不得不重用刘韐，试图用大战略的成功和变革策略的成功来说服和改造刘韐，让他在日后成为发展东南经济的重要人物。
刘韐当然不会被李虎说服，无论在大战略上还是在变革策略上，他的观点都和李虎截然相反，不过，李虎全新的变革思路还是让他有所感悟。他参加了蔡京新政的实施，他也为新政的失败而扼腕叹息，他也在不断的反思中，而李虎的变革思路则给了他很多启示。
李虎请他参加骊山议政，更直观更深入地参加到变革策略讨论和制度的拟定实施中去。
送走刘韐后，已经是深夜亥时正了，但李虎还是亲自赶到馆驿，拜会王渊。
王渊听了李纲的告诫后，到了西府拜见了董小丑、罗青汉、刘延庆和折可求。四位使相对他的到来非常热情，对他在西北的战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晚上，刘延庆在府中设宴，给他接风洗尘。席间刘延庆忧心忡忡，对西北人和西北军的前途并不看好。
王渊曾在刘延庆帐下十几年，深知刘延庆的性格。刘延庆擅长混迹官场，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水平非常高，这种人一般小心谨慎，做事更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李虎大概吃透了他的性格，所以才大胆用他。
王渊一听就明白了，迫于形势，刘延庆不敢公然和李虎对抗，对王渊的前途也是无能为力。
王渊有些沮丧，告辞刘延庆后就回到了馆驿，思前想后，竟然萌发了辞官回家的念头。老子惹不起躲得起，不干了行吧？
就在他焦虑不安、辗转难眠之际，李虎突然上门拜会，这让他忐忑之余也暗自感激。李虎现在可是摄政王，深夜亲自上门拜会，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后，王渊忽然想开了，随便找了个理由，辞官不干了。
李虎笑了起来，“你拍拍屁股走人，轻松自如，我可就麻烦了。这些话不要说了，我深夜前来，就是向你解释一下，我把你从西北召回来的原因。”
朝廷实施变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改“重文轻武”为“文武并重”。
文武并重最早的措施就是军政分离，但军政分离有利于集权，但不利于战事，尤其在这个乱世，无论是中央还是地上的军政分离都对战事的进行极其不利。如今中央由李虎一人独揽大权，基本上可以弥补军政分离带来的弊端，但地方上尤其是边境地区这个弊端越来越大，急需解决。
“我打算让你出任东京留守，全权负责开封府的军政事务。”李虎郑重说道，“西征结束后，西北各边境地区也实行这一制度，但需要你率先实行，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王渊没想到自己还能受到重用，一时心情很复杂，半天没说话。
“未来一段时间，岳飞的任务是南下攻占淮河一线，而你的任务就是守住黄河防线和阻御山东方向的金贼，并给予岳飞以有力策应。”
王渊用力点点头，眼露感激之色。李虎这句话等于告诉他，整个中原和东南战场都是岳飞和他的，由此可见李虎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文武并重，文官可以出则为将，武官也可以入朝为相。”李虎笑道，“过几年，等我们平定了东南，你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回朝为相了。”
王渊呆呆地望着李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还可以做宰相？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洪流
七月三十日，骊山议政突然爆发危机，大地主大商贾联名书告李虎，要退出议政，离开长安。
同日，宰相李纲、参知政事李复、赵明诚等人也书告李虎，指责大地主商贾借助变革的名义攫取权柄和利益，动摇国之根基，要求李虎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镇制。
李虎急赴骊山，听取双方的呈述。
在这次骊山议政中，李虎发动的变革有个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大幅度提高了工匠商贾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这是历史上的首创，是一个空前的创举，也是与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变法截然不同的地方。
农工商并重、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土的基本国策，那么工匠商贾的地位自然就要提高并得到参政议政的权力，这是一个必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碍。
然而，中土一千多年的历史，儒学一千多年的崇高地位，重农抑商这个似乎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治国策略，给中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上至皇帝、官僚、儒士，下至农夫、工匠、商贾，无不深陷于这个牢固的桎梏。
皇帝、官僚和儒士有历史做证据，有学术理论做基础，在“士”这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反对这个变革策略。武人的地位可以提高，但工匠和商贾的地位绝对不能提高，一千多年的贱民想翻身作主人，做梦去吧。
工匠和商贾历来受到打击和欺压，但一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商贾，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到了本朝，契机终于出现了，在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大宋不得不发展工商业，但因为“士”牢牢把持着统治权，他们依旧被踩在社会的最低层。
今天，李虎出现了，李虎的新变革出现了，而这个新变革的核心就是创造财富，李虎把创造财富的希望寄托在工商业的发展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创举，提高工匠商贾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
骊山议政的成功举行，各地商贾云集长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商贾迫切需要这个契机就此崛起，迫切需要参政议政的权力从而加入到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中去，所以他们拥戴李虎，支持李虎，希望利用李虎的强悍武力实现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
李虎发起了骊山议政，请地主商贾共议变革策略，这是一个推进变革实施的手段，所以朝廷中的官僚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支持。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虽然出现了东溪派和西观派，出现了两种战略的对立，但最终还是在李虎的威逼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接着就是骊山议政的第二阶段，这时候，“士”与“农工商”两大对立阶层对权力的争夺战突然爆发了。
李虎始料不及，官僚们也是始料不及，至此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变革的每一项具体政策都要牵涉到府署、官僚和职权，这其实就是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做为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作坊主和商贾当然不会放过提高自身地位和加入到资源、财富的分配中去，于是必然要发生代表“士”这一阶层利益的官僚集团和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商贾集团对行政权力的争夺。
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李虎为了尽快确立基本国策，曾和官僚集团、地主商贾集团做出了妥协，其中对地主商贾集团的妥协就是允许他们加入到资源、财富分配中，也就是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最高交子务中给予他们部分权力。
另外，代表这个集团利益的范直昌出任参知政事，燕青出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这对朝廷来说，已经是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骊山议政进入第二阶段后，范直昌、燕青联合大地主大商贾在官制、科举、财经、教育等各项改制中向朝廷发起了全面的“夺权”大战。比如要求设立独立的不受朝廷控制的由大地主大商贾组成的管理和监督各行各业经营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运行状况的机构，要求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士人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律法、监督等各级府署中出任要职，要求在农工商地位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修改科举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
综合起来说，就是地主商贾集团要取得更多的行政权力，更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他们不但要用律法的形式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地位，更要利用变革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参政执政权力，要想方设法打破“士”这一阶层对统治权的垄断，要彻底摆脱“农工商”三大阶层被统治阶层任意屠宰的悲惨命运。
以李纲、李复为首的官僚集团当即予以拒绝，认为朝廷以律法的形式提高工匠和商贾的地位，并有限度地允许地主、作坊主和商贾参政议政已经是天恩浩荡了，如今这帮人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得寸进尺，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可谓贪婪而无耻，尽显商贾逐利的小人本性。
以成都巨商长孙康宁、南阳巨商王安为首的大地主大商贾则认为朝廷的变革策略既然已经确立了，要大力发展工商业，要提高工匠和商贾的地位，那么朝廷就应该做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要出尔反尔蓄意欺骗，更不要借着变革的崇高名义变相地搜刮地主商贾的财富。
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拒不让步。本来大家就没有信任可言，朝中的官僚其实就是要借着变革的名义哄骗地主商贾，以便诈取他们的财富，而这些地主商贾饱受朝廷的打击和凌辱，一个个在愤怒之余更是练就了一身比狐狸还狡猾的本事，不见兔子不撒鹰。
八月初一，李虎在府内宴请成都巨商长孙康宁、汉中巨商赵延光、襄阳巨商刘景元、南阳巨商王安、洛阳巨商曹建。
参知政事范直昌和提举市易司长官燕青作陪。
这些巨商在各地都是声名显赫之辈，他们的经营从土地、矿冶、织造、交子到运输等各个行业无不涉及。最早李虎曾认为老皇帝应该是大宋第一富豪了，后来才知道老皇帝的私有财产根本算不上大宋第一，尤其自老皇帝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