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第5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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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总帅的变革思路秉承了王荆公的变法理念，那就是理财，说白了就是解决财政危机，而办法则是抑兼并，就是国富民强，但国富在前，为了让国家富起来，朝廷直接采用粗暴的办法，那就是掳掠民间财富。”
“民间财富主要集中在官僚、富豪和商贾手中，这些人有权势，有土地、山泽和作坊，容易积敛财富。掳掠民间财富就是掠夺官僚富豪商贾的财富，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变法在皇帝的支持下，坚决推行和实施的时候，这些人只好采取其它的手段以保护自己的财富，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嫁，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于是百姓就苦了，造反也就开始了。”
“官不与民争利，这个民不仅仅指普通百姓，同样也包括官僚富豪和商贾。”
“从文荆公变法到蔡京新政，变革有效果，财政危机的确得到改善，一些变革政策比如均输法、青苗法、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等等的确利国利民，但说到底，这些变法政策都是对大宋律法的修改和完善，长期坚持下去，肯定有效果。”
“但文荆公的变法为什么没有坚持不下去？因为它侵害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团体又把这种侵害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于是变法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苦了百姓，加剧了官民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变法理所当然要失败。”
“蔡京新政为什么又蜕变了？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但在蔡京主政期间，战争消耗、灾难消耗太大，皇室官僚奢侈过度，加上贪污腐败，财政支出惊人，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蔡京只好加大掠夺的力度，结果在既得利益团体的转嫁之下，最终把百姓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百姓造反了，国家乱了，外敌又入侵了，最后王国崩溃，大家一起完蛋。”
李虎停下脚步，站在范直昌面前，表情沉重地问道：“允中，在你看来，我们的变革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也要重蹈王荆公的覆辙，是吗？”
“我的确是个意思。”
范直昌没有否认，“凡变革就有阵痛，就需要某个利益团体为此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而很显然，为变革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无权无势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所谓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就是这个道理。”
“你为了变革成功，乘着中土动荡之际，把新旧两党人士全部排除在朝廷之外，这个办法未必有效。”
李虎眉头微拧，低头不语。
“你这个办法蔡京已经干过一次，他发动元佑党人案，把旧党打进了地狱，踩到了脚底下，结果如何？”
“在现今这个世上，有钱有势的永远是官僚富豪，还有巨商富贾。你朝廷有政策，他们就有对策。对上，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隐蔽的手段影响决策；在地方，他们可以迅速拉拢和腐蚀官吏，坑瀣一气；对下，他们有无数种办法把损失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有些办法根本就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创举，即便以朝廷的智慧也未必能了解它们最终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从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发，如果我们的变革思路还是限制在‘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里，那五年、十年后，朝堂内还是有党争，百姓还是要造反。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变革最终的代价还是由本来就已经陷于穷困的百姓来承担，这必然导致我们的变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李虎暗自惊凛。范直昌是范仲淹的孙子，而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尤其范纯礼、范纯仁都是元佑党人的魁首级人物，范直昌从小受到父亲叔伯们的教诲，他这个人当然是个坚定的守旧派，是反对变法的，他和赵明诚完全不一样。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个坚决的改革派，赵明诚受他父亲的影响，当然坚持变法，这也是老皇帝后来给赵挺之平反，重新起用赵明诚的重要原因。
“那么，你认为我们的变革思路应该是什么？”李虎问道。
“我们的变革核心当然是理财，而理财的思路必须彻底颠覆，必须从‘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中摆脱出来，避免重蹈变法失败的覆辙。”范直昌说道，“我在川蜀的时候，和川蜀的官僚富豪以及一些巨商富贾讨论过变革问题，我的变革思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范直昌望着李虎，神态很坚决，“我们的变革要走一条新路，理财的目的不是在现有财富的基础上重新分配，而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调整财富的二次分配，以达到国富民强的最终目的。”
“创造更多的财富？”李虎喃喃念叨，全神贯注地思索了片刻，问道，“进一步扩大商贸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不应该是金银铜钱，金银铜钱只是衡量财富多少的一种量具，真正的财富应该是粮食，是绢布，是可以保证百姓生存下去的东西。粮食不足，绢布不足，盐铁不足，百姓的生存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创造财富？商贸的作用是促使物品流通，而这种交易本身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我记得丝绸之路虽然促进了东西方商贸来往，促进了文化交流，但它给中土也带来了不利的地方。”李虎说道，“从中土输往西方的都是丝绸、茶、铁器、瓷器等生活必需品，而从西方运进来的却是金银珠宝皮毛等奢侈品，这其中的利弊一目了然。中土和平繁荣年代，这种商贸往来对中土的伤害不是很明显，但中土一旦到了混乱纷争年代，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因为本身没有创造财富，反而从中土掳夺了财富，这就大大伤害中土国力。”
“所以……”李虎望着范直昌，摇头说道，“我虽然赞成发展商贸，赞成重建丝绸之路，但我并不认为商贸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中土创造更多的财富。”
范直昌点了点头，“总帅的看法完全正确。”
“过去历代历朝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因为粮食绢布不足，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严重不足，而商人逐利，影响本业，不利于王国稳定和发展，不利于王国国力的提高，但到了本朝，现有土地产出的粮食可以保证一亿人口的需要，而过多的人口在解决了肚子问题，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改善生活，他们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于是消费需求旺盛，这时候商业的兴起是一种必然。”
“商贸兴起，南方把过多的粮食和绢布贩卖到北方，北方则把牛羊皮毛输送到南方，双方互通有无，但商贸本身的确没有创造财富。”
“我们都知道，商贸发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农业和手工业发达。本朝土地数量一定，粮食产量若想进一步提高，除了大力开荒，发展水利外，就是提高耕作水平，但这需要朝廷长期、持续地投入大量钱财。目前朝廷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粮食产量不具备即刻提高的可能，也就是说，粮食这种真正的财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高的可能。”
“那么，手工业呢？手工业的发展能不能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本朝手工业包括造船业、矿冶业、兵器业、织造业、制瓷业、制盐业、制糖业、造纸业、建筑业，还有酿酒、漆器、金银器等等，很显然，手工业的发展完全可以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真正财富。”
第二十一章 土地制度乃根本
“农工商并重？”李虎马上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
“对。”范直昌说道，“我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商贸发展来带动手工业的发展，以手工业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促进中土财富的增加。中土财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就掌握了主动，就可以让王国、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继而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达到国富民强这个最终目标，如此一来，我们的变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变革策略应该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不但摆脱了‘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也缓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之间激烈利益冲突，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朝廷的变革稳步推进，确保中土国力迅速增强并完成统一大业。”
李虎陷入沉思。
范直昌的变革是全新的，是他在书上没有看到过的，也是历代变革先贤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办法。
范直昌则滔滔不绝，继续（“文）阐述自（“人）己的变（“书）革策略（“屋）。这一次，他说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赋，说到了国之根本。
“从历史上来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土地兼并也是最严重的时候，土地兼并造成百姓无田可耕，百姓无法生存了，于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却不是因为无法生存。本朝为防止难民暴乱，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乱寥寥无几。”
“立国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前几年宋江起义，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腊起义，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河北起义，还是政策原因。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官与民争利。朝廷为了增赋，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这些人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
“王荆公变法，因为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扰，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为所欲为，结果官逼民反。我们变革，也是一言堂，同样没有对手，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但危险性更大，稍有错误，必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帅和朝中大臣在变革的时候充分总结了文荆公和蔡京变法失败的教训，尤其在财经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愤，但到目前为止，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但效果不明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步子迈得太大，失败了；蔡京主政后，步伐不是迈得太大，而是打马飞奔，结果一败涂地。”
“两人失败的原因，归究起来都是一个，财经制度改革的失败。本朝赋税两大块，田赋，就是土地税，在乡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税，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诸如身丁税、官田税都有限，要想增加赋税收入，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
“本朝土地税是两税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确保田赋不减。”
“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范直昌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