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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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其实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社会舆论却大有置她于死地而后快的用意，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相识同居，一时间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我们知道胡兰成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由广西仓惶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后为汪精卫所赏识，当上了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胡兰成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汪系报纸，负责人为汪的亲信林柏生。当编辑。据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干到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的罗君强在《伪廷幽影录》一书中的回忆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陈璧君为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是非广东籍，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广东省信宜县人。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柏生闹翻了，林把他的职务架空，他遂另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结。胡兰成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并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把这份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向林柏生告密，林即哭诉于汪精卫，汪大怒，命林处理。林柏生竟命自己搞的那个特务组织‘政治局’，把胡兰成秘密押起来。
“我和胡的小同乡樊仲云闻讯，认为林做的太过火了，就约同苏成德三人联名致函汪精卫（苏为该政治局局长，故特意将他拉入），略谓胡兰成身为中委，如有过失可与批评，责令反省悔过，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对付，这样将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陈公博也说不必因胡的问题而兴起文字狱。
“汪精卫与林柏生无法僵持，由胡兰成写了一悔过书了事。胡兰成被释后投奔李士群李士群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约他任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诋诽周佛海的财经措施。一九四三年九月李士群死后，胡兰成再向我接近，我仍假以辞色，并与资助。”而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蒋晓光、林达祖、沈立行的《李士群与国民新闻》中提到，《国民新闻》初期主要人事为：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下设：
（一） 总管理处——主任：黄敬斋。秘书：许伯坚。机要科主任：杨绍志。
（二） 编辑部——总编辑：黄敬斋（兼）。编辑主任：朱永康、葛的夫。编辑：吉兆征、沈鸿逵、朱鸿柏、芮信容、李祖德、吴保中。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蒋晓光。记者：龚虎、龚叔贤、李大然、王醒魂。
（三） 主笔部——总主笔：胡兰成（兼）。主笔：鞠仲池、王伟民、蒋果儒、钱国城。资料室主任：鞠仲池（兼）。
（四） 经理部——总经理：郑良斌。经理：先后有宗景泽、薛志英。营业科主任：先后有孙立行、武福奎。会计科主任：先后有查涤生、金志让。工务科主任：先后有薛志英、何鹏飞。总务科主任：先后有苏峰、宗景泽、杜立基。稽核：余道三。
第六章 几番风雨海上花2
《国民新闻》在李、胡带领下，发行数量从一万五千份增至两万份，读者也不仅限于上海，南京、苏、浙、皖、鄂及华北各省、市、县均有分销处，它成为汪伪《中华日报》的劲敌。
一九四三年初春，李士群就任伪江苏省省长，一向恃才傲物的胡兰成又与周佛海及其左右罗君强、熊剑东密商夺权大计。李士群获悉内情，很快就从苏州赶回上海，在报社内与胡兰成激烈争吵，最后李士群怒不可遏地对胡兰成说：“你如识相离开《国民新闻》，我可以发给你们一些遣散费，否则……嗯……”胡兰成知道李士群说得出，也就做得到，因此他离开《国民新闻》，而李士群却在几个月后被毒死幕后主使者有戴笠、周佛海等人。
正当胡兰成陷入窘境时，他在日本新闻界的好友当时已转至大使馆为一等书记官的清水董三与池田笃纪，正奉命举办“日中恳谈会”，他们邀胡兰成出席。胡兰成在会上做出预言：“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
这即是题为《日本应实施昭和维新》的文章，后来由池田译成日文，刊出后深得日皇昭和欢心，首相近卫文麿尤为嘉许，胡兰成在日本新闻界可说出足了风头。然而他却惹恼了汪精卫，汪认为胡兰成背叛了他，下令立即扣押，将胡兰成关进政治局牢房。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闻讯之下，忙向池田求救。池田偕同清水多方奔走营救，由日本大使与军方联手向汪伪施压，才救出胡兰成。而就在此时，胡兰成在南京看到苏青寄来的《天地》月刊，看到张爱玲发表在第二期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当为第四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一九四四年一月份出版的《天地》除登有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外，卷首有张氏照片。
我向苏青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另据胡兰成后来记述“二月一日，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并要了张爱玲的地址”来推算，胡、张两人初相见当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胡兰成被关押于南京伪政府的牢房中，长达四十八天。因此有论者指为一九四三年冬，是不正确的。
胡、张两人相见后，很快就成为恋人。就张爱玲而言，她的社会生活面十分狭窄，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一生中唯一充满真情和激情的爱恋。（虽然十二年后她有过第二次婚姻，她嫁给六十五岁的美国作家赖雅，更多考虑的是在美国立足的生存需求。）而就胡兰成来说，他在汪伪政权中打滚多时，人生阅历丰富，他已结过三次婚：分别是原配妻子唐玉凤，她嫁胡七年后病殁；而在广西教书所娶的全慧文也早遭其遗弃；目前的妻子英娣则住在上海。
张爱玲最可骄人的是她的聪明，而胡兰成恰恰是个聪明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他不仅懂得张爱玲，更能将她的意思引伸发挥，因此他的欣赏赞美在张爱玲感觉上就格外地熨帖。这也是张爱玲所说的：“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也因此他们的感情进展神速，我们看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张爱玲发表在《杂志》月刊中的《爱》，那距他们相识才两个月。这篇小品是张爱玲从胡兰成口中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胡的岳母。张爱玲这样写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又何尝不是她自身的写照。于是在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英娣提出离婚，随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私下成婚。对此胡兰成的解释是：“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婚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为定。”“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么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这期间的胡兰成，据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说：“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其时汪精卫已死，汪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胡兰成创办《苦竹》，张爱玲为了“帮夫”，除了写文章外，还拉了好友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炎樱之手），但是炎樱的英文文章都得张爱玲翻译，于是在《苦竹》中，张爱玲是又写又译，写的有《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原刊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新东方》月刊，今重刊。《桂花蒸阿小悲秋》，译的有《死歌》、《生命的颜色》（均为炎樱的作品）。学者余斌甚至还指出，张爱玲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这些她小说、散文中上乘之作，留给《苦竹》，而长期刊登她作品的《杂志》月刊，却只获得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可见得远近亲疏之不同。
一九四四年秋胡兰成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任社长。同时他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日伪《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胡兰成性格有其多面性，他这时眼见日本战败似已不可逆转，他打算做一个现代孙权，而武汉据天下之中，足可左右逢源。如果日本人不败，他依靠日本人，足可与重庆、汪伪两方抗衡，三分天下。如日本人战败，重庆能赦免他汉奸罪，他就倒向重庆；否则就打个烂仗，也说不定能死里求生。
因此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南京办了以政治为主的《大公周刊》，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但是传记作家胡辛对此不以为然并批评道：“《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胡兰成在婚后一两个月，就到汉口办《大楚报》，随即移情别恋，与汉阳医院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恋上了。他在办报早出晚归之余，第一桩事就是看小周，与小周在潮湿的江边沙滩上散步，每一脚都印出水来，他又急切地要她做学生、做女儿、做妹妹，很快要她做老婆！他也不隐瞒张爱玲的事，好像他要这个人或那个人做他老婆，都一律的理直气壮。
抗战胜利时胡兰成被迫与小周分手，当时他曾对她做了如下的表白：“我与你相聚只有九个月，但好像从天地开辟时起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这犹如他对张爱玲所说的话语一般，是多情是无情，恐怕也只有胡兰成心中自分明了。
而在此时胡兰成从武汉经南京逃往浙江，路过上海时，曾在张爱玲处住一宿后匆匆而别，还对张爱玲发了一顿现在难以确知缘由的怒火。而在杭州乡下斯家避难时，他与曾为斯家姨太太而今守寡多年、大他一岁的范秀美发生恋情，范秀美一路护送他到温州，让他住在自己的娘家，此时他与范秀美已经做了夫妻，虽然胡兰成承认，此举“不是没有利用之意”，但又狡辩说：“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
而此时身在上海的张爱玲根本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