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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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报告在前面，证人证词在后面。”杰米·肯普一边说，一边把一个沉重的纸箱放在了胡桃木会议桌光滑的桌面上。此时，我们都坐在桑迪·斯特恩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斯特恩目前是我的代理律师，肯普是他的下属。在七月的炎炎烈日下，肯普搬着这箱文件，走了两个街区，从区政府办公楼走来，已经是满头大汗，他把领口浅蓝色的领带解开，头上一缕金色的头发也湿湿地贴在太阳穴上。他满头金发的造型很有北欧王子的风格，大概从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子了吧。
“我要查一下我的电话留言。”肯普说，“然后再回来和你一起看文件。你记住。”肯普指着我，“别慌，千万别自乱阵脚，这可是打官司的大忌。”
“怎么说？”
“就是说，当你看到检方的证据时，可能心里会非常慌张。”肯普笑着说，他认为我还能开得起玩笑，这让我很高兴，“但其实这些证据并不是定论。”
今天是七月十四号，是我被控诉杀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后的第三周。今天下午，我将参加高级法院艾迪·莫菲瑞法官主持的传讯。根据州法典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规定，在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进行传讯之前，必须要让被告知道检方即将呈堂的全部物证以及人证名单，包括证人证词的复印件，也就是这个纸箱里的所有东西了。我盯着纸箱上贴着的标签，那么熟悉，上面写着：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我的心头突然又涌上了一种感觉，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吧。我坐在舒服的会议室里，看着周围深色的墙壁和一排又一排深红色封面的法律书，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一点儿害怕，期待着一切快点过去。
箱子的最上面是一份公诉书的复印件。我盯着正文里“以暴力袭击”那几个字。以暴力袭击，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法律用语，几百年来，人们就是用这个词来起诉犯下了暴力罪行的人。在很多地方，这个词或许已经过时，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但在我们州的法典中，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名目。如今，我在自己的公诉书上看到它，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也成了一名犯罪分子，成了和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3—1934】，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活跃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译者注）、青须公（青须工是美国旧民间传说中乱娶妻妾然后将她们杀害的男人。——译者注）、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一八八八年八月到十一月，在伦敦东区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其真实身份和犯案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译者注）一类的人，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罪犯，有的是因为半疯半傻，有的是因为饱受虐待，有的是游手好闲的恶棍，还有很多是一时冲动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在那一瞬间，他们发现自己被某个疯狂的念头、被内心阴暗的一面操控了。
在经过媒体两个月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和讽刺挖苦之后，我原本以为，正式公诉书的下达会让我解脱，但我错了。在那前一天，尼可给斯特恩特地提前送来了一份复印件。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在楼下斯特恩的办公室，在那一刻，我的心、我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爆裂了，全身剧烈的疼痛让我马上就要失控了。我感觉到自己脸上血色全无，我知道，我一定显得特别恐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并不是想假装坚强，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斯特恩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对他说：“如果我说我不敢相信这一切，会不会听起来很老套？”我问，“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我没搞懂状况，会让人感觉我发火发得莫名其妙？”
“你当然不敢相信了。”斯特恩说，“怎么敢相信呢？我在这里当刑事律师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也没法相信，而在你这个案子之前，我还以为我什么都已经见识过了呢。拉斯迪，以前我有一个客户，当然，他的名字我就不便说了，他曾经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金条放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金条，堆了半米多高。你说，我还有什么没见过？但现在，我晚上坐在家里的时候，就会自己想，真的，你这件事真是太不寻常，太让人感到害怕了。”
从斯特恩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传达着一种真正的智慧。他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温柔语气，让他平常说话都带着一种高雅的味道。他的这种高雅让我觉得很平静。渐渐地，我发现，我就像是个陷入爱河的情人，别人每一个礼貌的举动都能让我倍加触动。
“拉斯迪。”斯特恩一边对我说，一边摸着我拿在手里的文件，“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说，是一件好事。”
“什么事？”
“他们没有提到第五条款。”
“啊！”我突然全身打了个颤。在我们州，如果检方准备对被告提出死刑起诉，就必须在下达公诉书时提前通知。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费尽心思揣度尼可的意图，压根儿都没有想过他会想置我于死地。听到这句话时，我想，我的表情可能是有点尴尬，甚至是有点屈辱，我居然早已忘了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这套程序了。“对啊！”我轻声说。
“是的。”斯特恩微笑着，“我们都是这样。”他说。
根据斯特恩的建议，巴巴拉、奈特和我在这段时间去了斯开墩镇附近的一个度假小屋暂住，小屋的主人是巴巴拉父母的一个朋友。在晚上，你可以听到一英里外皇冠瀑布的流水声，而在这里钓的鲑鱼也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垂钓的收获都要丰厚。
但是，我当然也不会忘了四百英里之外的麻烦事。在公诉书下达的第二天，《论坛报》的乔治·莱纳德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们小屋的电话号码，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让他去和斯特恩谈。过了一会儿，我走进屋，听到巴巴拉正和她妈妈讲电话。她讲完电话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我应该问问她，我问道：“到处都是吗？”
“到处都是。电视上，报纸上，全部的头版头条，都是你的照片，你的老同事拖拉王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说了。”
这大概还只是巴巴拉在轻描淡写。我的案子已经成了街头各种小报的重磅新闻：副检察长被诉谋杀，曾与被害人有婚外恋情。这可是金德区集性丑闻、政治、暴力于一体的大消息。不仅是我们市的媒体连续多日进行了报道，就连全国性的媒体也被吸引来了。我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去看了这些报道。尼尔林的社区图书馆有各种报刊杂志，正好我这些天也闲得很。根据斯特恩的建议，我并没有辞去副检察长的职位，而是请了无限期长假，照样领薪水。于是，我在图书馆里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坐在凉爽安静的图书馆里，仔细看着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对我罪行的各种报道。《纽约时报》的文章照样是干巴巴的事实陈列，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先生或女士的称呼，然后是对整个事件的背景分析。出乎意料的是，《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这些全国性的新闻杂志倒是不遗余力地把整件事情说得非常诡异恐怖。两本杂志上配的都是同一张照片，应该是几天前我看到的一个潜伏在路边草丛的记者拍下的。听我们邻居们说我们全家在斯开墩避风头时，记者已经在我家门口蹲点蹲了一个多星期了。那天，斯特恩终于忍不住了，他建议我走到外面，让记者们一次拍个够，这个方法确实很有效。
其实拍不拍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作为副检察长的十二年，处理过区里各种轰动的大案子，报纸和电视台都有我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他们完全可以让我的形象出现在市区的每个角落。这些日子，在尼尔林，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自己的脸。大家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和我打招呼之前，仿佛都会走神那么一两秒钟。很少有人安慰我，即便是安慰，有些话也显得可笑又不恰当。我在家里，清洁工会跟我说“就当放大假吧”。我去加油站，十来岁的小员工会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报纸上的那个人。幸好，图书馆里不允许说话，这大概也是我喜欢图书馆的另一个原因吧。
那么，我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的呢，一夜之间从模范市民到阶下囚，我有怎样的感想呢？老实说，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其实也可以用言语表达，但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我的心情时刻在翻滚反复，我总是处于焦虑之中，心烦意乱，既生气，又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但绝大多数时候，我是麻木的，像是一种放纵的逃避。我担心奈特，不知道这一切将会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但即便是在担心他的同时，我也会想，这一切最终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才是最可怜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我却又能够忍受。我继承了我父亲宿命主义的观点，我从来都不相信理性和秩序。生命只是一种经历，我们都在努力生活，但个中缘由，可能自己也并不清楚。有时候，我会很惊讶，自己居然会在这里。我过人行道的时候，会盯着自己脚上的鞋，我知道我正在走路，我要去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情，但在某些时候，又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连我自己也吓一大跳。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生活依然神奇。
很多时候，我和现在一样，感觉自己仿佛飘浮在遥远的时空之中。当然，也会经常思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我发现，有时候，我的分析能力已经开始在消退。我总是会去想一些阴暗可怕的情形，疑神疑鬼、担惊受怕。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了，于是，我不再去想。我开始想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结果将是怎样。我希望这一切从未曾发生过，我希望生活能回到过去的样子，回到我认识卡洛琳之前的样子。接着，我又会止不住地担心奈特，他会怎么样？我要怎么保护他？怎么保护他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我怎样才能不至于让他成为半个孤儿？这种愤怒的失落、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受，是我最无助的时候。到了上周，有那么一两次，我又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轻飘飘的，比空气还轻，比微风还轻，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希望，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抵抗力，已经有了往前走的勇气。
看完纸箱里的所有材料，我发现对我的指控都是很直接的。尼可找到了十来个重要的证人，且一半以上的证人都和他打算呈堂的物证及鉴定结果有关。利普兰泽也会出庭，显然是要说，我曾经让他不要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也表示，她曾经在卡洛琳所住的公寓楼见过我，但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卡洛琳被杀当晚她见到的那个陌生人。证人中还有一个住在尼尔林的女佣，她在她故弄玄虚的证词中说，她有一天晚上曾经见过我坐在从市区开往尼尔林的公交车上，而那一天就是在卡洛琳被杀前没多久。同样被列为证人的还有雷蒙德·霍根、汤米·莫尔托、我的秘书尤金妮亚、我去看过几次病的心理医生罗宾森，还有其他几个科学鉴定专家，包括熊谷医生。
然而，这些显然都是间接的证据。没有人亲眼见到我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也没有人会直接指证我（除了莫尔托，他在证词里显然把我在四月的那个星期三对他说的气话当真了）。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各种各样的物证：一是留下了我两个指纹印的玻璃杯，和我在十二年前刚刚成为副检察官时留下的指纹记录是一致的；二是我家里的电话记录，记录显示我在卡洛琳被杀前的一个半小时还从家里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三是卡洛琳的阴道抹片，抹片证明，在卡洛琳外阴发现的精液血型和我的血型是一样，而润滑剂的使用则表明她死前的性交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行为，并不是被强奸；最后是在卡洛琳衣服上和尸体上发现的地毯纤维，和在我家提取的地毯纤维是相同的。
最后这项证据是三个州警在我家搜查取证的结果。那是那个黑色星期三（也就是我在雷蒙德办公室得知自己成了嫌疑犯的那一天，我和巴巴拉把它叫黑色星期三）之后的一两天。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来人是汤姆·莱斯兰斯基，他担任检察院的传讯人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当时的状况，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居然还有些开心。
他开口说话了，“我也不想来这儿”，然后递给我两张大法官的传票，一张是要求搜集物证的，还包括采集我的血样，还有一张是提起诉讼的。他还带来了一张刚刚签发不久的搜查令，表示州警有权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