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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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边盛武中将在占领区被刺杀，而且是在敏感的日子，是在军警的保护下被刺杀的，这可是个大丑闻，会给皇军，会给大日本帝国抹黑，这绝对不能承认。
“跳梁小丑，白费心机：本市于七七事变纪念日举行隆重游行和集会，市民万众欢腾，热烈庆祝。竟有奸党，暗藏武器，于游行街道和社稷坛广场行不轨之举，拟行刺皇军武官及政府要人，破坏日中亲善之良好关系。当场，经军警奋战，奸党或被击毙，或被擒捉，而皇军武官及政府要员无一受伤者……”黄历把这几句又看了一遍，微微的一笑。哼，无一受伤者，真的他再往下看：“奸党行刺破坏之时，市民义愤填膺，勇于协助军警，共捕奸人，其时秩序尚佳，只有二三老弱略受损伤。另有可疑人员被押送宪兵队审讯，无嫌疑者日内可被释放云。”
黄历点了点头，赞许记者的“创造”天才，也有些不安和难过。他知道，所谓的可疑人员都是无辜的百姓，有的人也许将永远出不来狱门他想了一会儿，又不能不告诉自己：“就是这样吧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而且，反抗侵略注定要付出牺牲，绝对不能把屈膝投降看成是救民于水火的仁义之举，那套说词只是汉奸卖国贼标榜自己的遮羞布，愚弄百姓的无耻谎言。就象秦桧，你能说他是和平主义者吗？说他是为了让百姓免遭涂炭，而除掉了好战分子岳飞吗？
推而言之，所有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志士，包括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岂不都成了无辜民众伤亡的罪魁祸首，日本鬼子随便杀人放火，难道就是因为别人不肯屈服，不肯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
扔下报纸，黄历走出了办公室，在林荫下躲着太阳，向湖心岛走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他要到密室里将物品收拾一下，以后的战斗将是在城外，在游击队里重新开展。
燕园山水如画，景物宜人，固然有大量人为的因素，但自然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这里的地形变化，对于造园非常有利。三百多年来，从芍园初辟到淑春、镜春、朗润园的先后兴起，都不出这一隅之地。
漫步在未名湖畔，环湖一带岗峦起伏，树木葱茏，平添不少野趣，也使得湖面倍觉幽深。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塑造，并不是自然的本来面貌。湖是人工开凿的，环湖起伏的岗峦也是人工堆积的，互相之间，起着十分巧妙的点缀作用。
黄历边走边看，在湖光山色间，很想躺下来，就这么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美景当中。但却总有那么一种压抑，让他舒畅不得。孤岛，在这片相对宁静的校园内，不知道这种安适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也许转瞬即逝。
宁静祥和的生活，在这个时候真是一种奢望，战争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谁也无法逃避，谁也无法保持原先的平静。
走过小桥，黄历来到了湖心岛密室，却发现有人比他先到，李振英等人都在，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的广播。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不久，便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这是一笔大买卖，日本人既赚了钱，又闭塞了百姓们的信息渠道，使他们只能听日本人造谣，听日本人的亲善。
在燕大，还有能收到短波电台的收音机，那来自国府的声音，给爱国的学生们提供着斗争的动力和信心，中国政府还在抵抗，还没有亡国，那来自遥远地方的电波，让每个人都感到了亲切。
“老三，你怎么才来？”李振英兴奋地站起身，说道：“收音机刚刚广播了倭酋田边盛武毙命的消息，还有新民会的几个汉奸与日军几个军官在社稷坛被炸死。这是咱们干的，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广播中称赞咱们继承侠士遗风，创造历史传奇，鼓舞民众斗志，军人士气……”
黄历笑着点了点头，赞美传奇式的英雄和无名英雄，是笼络人心的一个好办法，特别是对于这些热血青年来说。他们因为自己被描绘成保国安民、奋勇抗战的当代奇侠，而感到热血沸腾，视死如归。
“知道伪军怎么说吗？”冯运修嘿嘿笑着，作为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他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也颇为恭敬，他的枪法之所以进步神速，也得益于他在军营里以学枪打猎为名，进行的苦练，“他们可把你传神了，还编成了顺口溜呢：蹲着象熊，坐着象钟，站起来象尉迟恭，走起来象黑旋风，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往人面前一竖，有如一座黑塔，刀枪不入，杀人如麻。”
“呵呵，我会是这个样子？那不成了妖怪了。”黄历失笑道：“坊间传闻，总是夸张失实，大家听听即可，不能当真，更不能骄傲自大啊！”
“那不能，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孙大成很自信地说道：“老三，你放心地去游击队，北平这里，不会出什么差错。咱们耳目灵通，鬼子警察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立时便知道，还怕什么呢？我们要继续组织行动，给日本鬼子和汉奸沉重的打击。”
黄历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道：“也不要太过拿大，千万不要把敌人想象得太愚蠢，这本身就是对自己能力的贬低。敌人几次劳而无功，难道不会想别的法子，你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历史上，因为平津抗团成员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而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到1940年八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从而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而且抗团内部也因为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黄历虽然不知道真实的历史，但总觉得领导人过于自信，对一个团体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好处。而且，军统通过收音机以及上海、天津租界内的报纸对暗杀破坏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这无疑给李振英、孙大成等人打了兴奋剂。
“老三，你看——”李振英将记得密密麻麻的纸递给了黄历，“这是中国特工在各地成功进行的行动，很鼓舞人心哪！”
黄历没想到李振英竟会把这些都记下来，无疑，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北平抗团的行动频率。
……上海行动二队三名队员在闸北区将三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会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八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行动一队五名队员潜入上海某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逃出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队员的扫射，共击毙日寇九名，队员全身撤出；天津行动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并杀死三名在随军妓院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
沦陷区军统特工格杀日寇的行动，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种轰轰烈烈，但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看过李振英记录的东西，黄历看着李振英激动兴奋的表情，有些不太好说话。他何尝不想多杀些鬼子，多干掉些汉奸，但总要策划周密，不能凭一时冲动。
“行动不看多少，看重的是质量。”黄历犹豫了半天，还是斟酌着字眼提醒道：“上海与北平，形势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不放弃反抗，但也要谨慎小心，即便不怕死，也要让鲜血流得有价值。”
李振英沉吟着，孙大成在他身后轻轻碰了他一下，抢着说道：“老三，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一定谨慎小心，绝不盲目草率行动。”
黄历抿了抿嘴，话已经说到了，再说就有打击别人的意思了。这世界上万万不能以为就自己是正确的，别人都不行，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第113章 抓队伍
军统虽然是特务组织，但当时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据后来的沈醉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以上海战事为例，沈醉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其时，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醉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醉后来还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醉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其实应该是六大金刚，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如此人物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即便是被形容为“杀人魔王”的戴笠，从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据沈醉回忆，那些天戴笠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醉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戴笠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笠却乐此不疲。
而且，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十万余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各政党、各派系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全中国人民所最愿意看到的事情。1938年前后，正是国共两党的蜜月期，可即便如此，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多年的恩怨对抗，合作并不能称为亲密无间，虽然国共等各方势力都在抗战，但培养自己的抗战英雄和抗战队伍，无论从风光上还是从实力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派黄历去游击队，是曾澈的主意，也报请了军统上层的同意。在抗战初期，特务处华北区天津站的活动，主要的一项便是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从1938年春天，戴笠命令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近在天津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以来，王天木即在河北、山东北部着手拉拢一些失业军人、土匪头目、地主恶霸，委任官衔，招兵买马，自立山头，先后在冀东、冀中、鲁北各地组成了二十一路军，可谓声势浩大。
但这二十一路军中除少数几路有武装数百人外，其余大多仅有番号和光杆司令，有名无实而已。而且，这些杂牌部队，抗日无力，欺压百姓则绰绰有余。其中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王文曾在宝抵、宁河一带组成第六路军，自任指挥官；赵光远在冀东一带组成第四路军；还有霸县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