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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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样子的4军，还能有多少战斗力？

李延平，1903年生于延吉县城郊，学过皮匠、开车，之后种地。1932年参加救国军，任参谋、补充团副官、绥宁游击队支队长。1933年冬被组织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返回东北战场。1936年3月任4军代理军长，1937年11月任军长。

曹曙焰老人说，李延平中等个头，性情温和，是个好人，就是能力不大行。带兵打仗，得当机立断，有主见，有威严。那时人们觉得他这人软，说他不“压茬”（能镇住场面），没股子“煞楞”（果断、干脆利落）劲儿。也是没经验。你想想，团长没当过，一下子把军长的担子压到肩上，搁谁那也是够戗。那时对苏联崇拜得很，听说他在苏联读过两年大学，就觉得这人可是了不得，后来觉得他就是个学生了。第一仗一下子牺牲两个团政委，一多半人没回来，他痛苦，也更缺乏自信了。

老人说，4军除了2团，几乎都是山林队改编的。这种队伍比较复杂，你强大时他跟着你，看你软弱就想自己的道眼了。青山里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残兵败将跑去7团宫显庭的密营，那个狼狈呀。宫显庭后来为什么不听调动，他看了能没想法吗？派我和朴德山去4师做政治工作，有人要杀朴德山，把我们撵走了。4军要是兵强马壮，或是老军长李延禄还在，或是换成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他们敢那样对待我们吗？

赵尚志恨不能统兵百万，杀去东京，李延平则认为自己当不了这个军长。

李延平说，都怪俺无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很对不起党，希望领导上另派一位军长。

他是真诚的，说这话时已向吉东省委表达了这种愿望。

周保中整顿4军

1937年9月29日，吉东省委在依兰县四道河子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联第2路军（所属部队为4军、5军、7军、8军、10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选举周保中为2路军总指挥。

按照省委决议，会后周保中即着手整顿各军，首先是4军。

11月下旬，周保中与勃利县委书记鲍林，来到宝清县大叶子沟4军密营，与李延平等人商定，将4军整编为两个师。1师师长张相武，政治部主任由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任，2师师长宫显庭，一个月后变为王毓峰。每师编3个团，实际1师只编了2个团。

有人是主张撤换李延平的，周保中没这样做，而是给他带来一位副军长、原5军2师师长王光宇。实践证明，这是深谋远虑的，既以4军发展、前途为重，又兼顾了各个方面的明智之举。在某种意义上，在当时的吉东党内，也只有周保中才能处理得如此圆满、稳妥。

东征宝清前，因黄玉清要带1团继续在勃利活动，李延平几次给勃利县委写信，要求金策到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在宝清，无论哪个军的部队来了，李延平都高兴，感到信心、力量，与之共同作战。无论能力如何，他都是个识大体、顾大局，有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献身精神的人。如今，有个精明能干的副军长，师团领导也大都换了，上上下下都有股子向上的劲头，他那心劲儿自然也不一样了。

4军又活跃起来。

第22章　下江劲旅

冯治刚和张传福

东北人说乡下人土气，就说他“一脑袋高粱花子”。汤原游击队创始人、6军的两任军长夏云杰、戴鸿宾，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脑袋高粱花子，也是乡下人的6军参谋长冯治刚就是一身书香了。

冯治刚，1908年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第二年冯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太平川耿贵屯。小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县司法科录为雇员，后升任科员。这在土坷垃里刨食吃的乡下人眼里，能在县衙门里当差，几乎就是跳龙门了。要不是“九一八”事变，那“龙门”也说不定会一级级跳到哪里去。据说县里那些大人物，都看上了这个聪明好学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他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有空就是看书——事变后看得最多的是《孙子兵法》。

小兴安岭东北侧有3个金矿，黑金河、亮子河两个金矿被日寇占领，就剩格金河还在中国人手里。日寇占领汤原县城后，冯治刚来到格金河金矿当文书、会计，为经理刘纪三出谋划策，组织护矿队，利用有利地势阻击日伪军来犯，有时也与汤原游击队联合作战。

1934年4月，戴鸿宾、冯治刚率领两支队伍，把太平川人称“粱二爷”的伪自卫团30多支枪缴了。不久，伪县公署又给这支伪自卫团配发枪支，又被缴了。两天后，伪军屠旅400多人，将两支队伍包围在于罗锅屯。从上午打到下午，为了掩护救护伤员，屯子里就剩下冯治刚和4名队员了，其中还有伤员。冯治刚一支匣子枪在前开路，其余人帮扶着伤员往外冲。他说俺没倒下就跟着俺，俺倒下了别管俺，冲出一个是一个。

这次战斗伤亡很大，冯治刚的哥哥也在突围时牺牲了。

刘纪三说，咱别自不量力了，这日本子打不了，散伙吧。金矿也不要了，带着家眷回克山县老家了。并告诉冯治刚，你也“踅摸”（寻找）个地场“迷”（躲、藏）起来吧，别再惹乎日本人了。

冯治刚自己拉起支队伍，报号“文武队”，在汤旺河谷、小兴安岭继续抗战。

王钧老人说，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监督就是县长，翁婿俩都是有影响、有血性的人物。冯治刚中等个，浓眉大眼高鼻梁，沉稳、果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戴鸿宾劝他参加游击队，他没看起戴鸿宾。他觉得你一个“半拉子”，一脑袋高粱花子，能带百来号人打日本，我哪点都比你强，就想比个高低。这人心气高，也真有本事，打些好仗，队伍很快从7个人发展到60多人。同时也看明白了，游击队有共产党领导，这是谁也比不了的。

冯治刚胆大心细，指挥作战周到缜密稳准狠。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1937年4月28日攻袭汤原县城。

4月初，县委得到情报，敌人正在策划一次大搜捕，要把全县有抗日嫌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起来。怎么办？冯志刚说以攻为守，打开县城，就能破坏敌人的计划。有人说主力西征了，就剩个留守团百多人，还能打县城？打日本人占了汤原，谁把县城打开了？冯治刚便把自己的设想一一道出，一些人仍是将信将疑。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

两条十字街，将汤原县城分割成几片。西北是伪县公署和警察大队，西南、东南为日伪军，中心十字街一个大碉堡。半夜时分，从打开城门到控制各要害部位，留守团和各区农民自卫队两千多人，都有内线接应、引导。冯治刚率主力奔到伪县公署大院时，墙外早有人架上梯子，“更夫”敲着梆子，不紧不慢地喊着“平安无事”。

第一枪在伪县公署大院打响，枪声和在铁桶里炸响的鞭炮声，就把一座汤原城震撼了。与伪军、伪警察早有沟通、默契，300多人缴械投降，包括伪县参事官在内的40多个鬼子被击毙，伪县长被活捉，同时砸开仓库、监狱。天快亮时，各路人马分头撤出城外，满载而归。

王钧老人感叹：两千多临时凑集起来的各区农民自卫队，能组织、调动到这种火候，也只有冯治刚了。

格金河两岸几十里，小屯十几个，总名叫太平川。

太平川又分东太平川和西太平川。东太平川西头有个伪自卫团，30多人大多是炮手，论战斗力在汤原县是最棒的。团长张传福三十多岁，中上个头，虎背熊腰。张家兄弟几个30多口人，有车马和300多垧土地，还开着油坊、粉坊，可谓家大业大。张传福不仅善于当家理财，还有一手好枪法，方圆几十里的胡子都怕他，说话、办事也像打枪一样有准头。

不过，眼下一颗心可是七上八下的没谱了。

游击队把屠旅打垮了，把东二堡、鸭蛋河自卫团缴械了，把西太平川打开了，下一个不就轮到东太平川了吗？没想到两支撸子起家，能把局面闹得这么大，整个汤原北都成游击队的天下了。如今老百姓张口就是“反日”，他也是中国人，也想打日本子，给子孙后来留个好名声，可游击队、共产党会怎么看他呀？日本人占了汤原后，要各地成立自卫团，说是打胡子，保护地面，大家就推举他当了团长。虽说没跟游击队打过仗，那也是给日本子当差，不就是汉奸、走狗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