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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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老农”朱守一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他仿佛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关切地道: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围山势地貌特征,对老交通员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块碑。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20章 白山血
联合
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是把火药、铁砂,或是把铁丝剪成颗粒状,搅和后裹紧了,用黄泥糊上,再用麻线一层层裹牢。有球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柱体的,大小不等。球形的通常比拳头大些,把导火索点燃后,可直接投出去。再大些的,像两个二大碗扣在一起的,就拖着根米把长的麻绳,像链球似的抡圆了抛出去。长方形和圆柱体的,一般都绑着个木把,更像木柄手榴弹。抗联把轻机枪当成宝贝,炸弹则是2军官兵手中的利器,原因都是轻便,易携带。有没有这种“手中炮”,战场上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在攻打日伪据点和汉奸地主的大院套时。别的军缴获几颗日军的瓜式手榴弹,守财奴似的轻易不肯投出去,2军可就大方多了。缺点是土造的,导火索一样长短,有的燃得快,有的慢,点燃了有时未出手就炸了。黄泥糊制的,雨天、过河,就得倍加小心,雨淋了,水泡了,就成一摊泥了。
天黑后发起攻击,步枪掩护,金日成亲自率领“炸弹队”就上去了。炸弹两颗一对用绳绑连着,挂在脖子上,每人十几颗。山上有战壕,有的是敌人挖的,有的是当初救国军守城时留下的,里面水深齐腰,个小的就得小心点儿。炸弹大小不一,小的投远,杀伤敌人,掩护自己,冲到近前,再发挥大的威力,对付比较坚固的地堡、暗堡。
在炒豆般的枪声中,“咣咣咣”的爆炸声分不清个数,就这么“轰轰隆隆”地一路血火,终于将西山炮台拿下。
另一支打得英勇的队伍,是救国军“史团”。撤退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身负重伤的团长史忠恒丢下了。汪清游击队的连长黄龙海见了,背起他一口气跑出两公里,到了安全区。
二打三岔口虽然最终也未打下来,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威望。救国军和山林队都说,游击队是真打日本子,老高丽挺够哥们儿意思的。
此前,柴世荣曾提出要和汪清游击队建立联合军指挥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好一番研究,认为这是柴世荣想当总指挥,那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呀?
除了初始阶段的幼稚和“左”的干扰外,东满统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这支主要为朝鲜(族)人的队伍,如何才能消除与其他抗日军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一系列左的行为,再加上偏见、误解,一些人对“老高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东满党的做法实际而有效——后面将会写到,东满的许多变化是在魏拯民主持工作后开始的。
首先是经常和抗日军一起活动,联合作战。有的队伍人少势单,冬天插枪,夏天也不轻易活动,游击队就带着他们。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在一起久了,彼此了解了,一些偏见、误会自然就没了。战斗中缴获,规定是平均分配,实际上都给他们多分些。有的这次战斗没参加,也把自己的那份送去点儿。不在多少,一种心意,心里有你,也就人心换人心。游击队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平时再给他们做衣服、修理枪械、治疗伤病号,都是无代价的。这样,即便隔道冰墙,那心也不能不热乎。当然也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感情近了,道理就容易讲一块儿去了,语言障碍也无所谓了。
分区作战
东满是伪满最早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之一。1933年秋,由朝鲜总督府和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协力试行,当年建成5个,1934年增至25个,1935年达120多个,1936年和1937年又分别建了192个、167个,约5。5万户迁入“集团部落”,游击区大都成了无人区。
1937年1月17日,曾任2军2师、5师政委的王润成,在莫斯科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日寇“组织集团部落或大屯,召集我党的叛徒,训练妥当的走狗,地主富农的子弟组织自卫团驻守着。并且在每个集团部落或大屯里,都有它的最忠实走狗作指导官,专门监视群众哪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反日的行动,是否还给抗日军队送给养、买物品、通消息。并且有通匪者与匪同罪。十家连坐的法令的颁布,弄得群众不敢动转,结果使我们反日的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隔绝起来,给养服装军需物品的筹划购买异常的困难,队员无从补充。以前的工作,是经常卡击敌人的交通,攻击小街与防所,而现在是经常为解决服装给养忙。以前是什么东西都有法购买而没有钱,而现在则是有钱无处去买;以前是人多枪少,而现在则是枪多人少;以前是常住在村子里,而现在则是常住在山上;以前是敌人的行动我们容易知道,而现在则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容易知道。而到三五年珲汪部队活动的区域,仅剩大甸子没有建立集团部落”。
5个“以前……而现在”,道白了建立“集团部落”的前后两重天。
江西中央红军是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
东北抗联是陆续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走的,而东满是最早感受到它的严酷的。
从1934年冬到1935年3月,在冬季反“讨伐”中,各县党组织和当地群众,陆续撤离已经难以立足的根据地。延吉县撤出弯弯沟、八道沟、三道湾,大都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带,少数去了宁安县南湖头等地。和龙县撤出渔浪村、二道沟,转移到车厂子、东南厂。汪清县撤出大荒崴,转至绥芬大甸子。珲春县1934年夏即撤离大荒沟、烟筒砬子,之后不断迁移,落脚在汪清县火烧铺、金仓一带。
冰天雪地中,党政机关和拖儿抱女的百姓,由2军独立师各团护卫着,向着既定地域艰难而又坚定地迈进,去那里开辟、建立新区。
2军是1935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的,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以4县游击队为基干编为4个团,另有1个游击大队,兵力1200多人。
离开老区的2军,应该如何动作?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六)中说:
以安图游击区为中心从第一、第二,二团(个)中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组织二个派遣队,每队至少三个基本连编成,向西南与西北等地出发,其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上与南满第一军取得联系,将东满的游击区与南满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南满第一军今后的军事上取得呼应。
以汪清大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