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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雪冷血热-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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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17章 吉东鏖兵

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奋起抗战的时刻。

也不能说群龙无首,救国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这时无疑是最高首领了。当时,他和参谋长周保中正在东宁县老黑山奔往宁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这么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动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虽是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足智多谋,偏又好作愚钝状,还自称“吴傻子”,王德林说他是大智若愚。现在的问题不是愚智,而在于没了信心,精神头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苏联。

周保中不同意,给他分析形势,日军只是占了几座县城,城外还是咱们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4旅旅长柴世荣说,咱们是中国人,到人家那边去算怎么回事儿?其他一些旅长、团长,也说俺不到老毛子那边去。

走不了,那就得干哪。大家推举吴义成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并将部队编为四个路军和一个游击军。1路军司令吴义成兼,2路军司令周保中代,3路军司令姚振山,4路军司令柴世荣,游击军司令李延禄。

队伍继续西进,拿下安图城,救国军稳定阵脚、局面,控制了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大部地区,建立了辽吉边游击区。吴义成当然高兴了,进了县城就像进了天堂,好吃好喝好日子。攻城时抓获的伪警察局长,家人给吴义成送来金银首饰,还有虎皮、紫貂皮什么的,那就放人呗。这小子暗中勾结日军,突然反攻,吴义成措手不及,弃城而逃。

9月,吴义成指挥攻打东宁县城,未果,就带着他的基本队伍进山,老熊蹲仓般蹲起来。

这时周保中的处境与赵尚志在“朝阳队”后期有些相似。吴义成已经没多少队伍听他的了,周保中则众望所归。从一开始就被戴上“上层勾结”帽子的周保中,倘能继续“勾结”下去,那后来5军成立时的基数,八成会更大。可这时正赶上“‘北方会议’路线回潮”,吉东局指示他退出救国军,到宁安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明清时称“宁古塔”的宁安,为清代正一品将军衙署地、著名流放地。城内随处可见的两人合抱的老榆树,述说着古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四角高耸炮楼的大院套,则显示着古城有钱大户的众多,但已多属过去的故事了。1934年全县人口23万,说明这里仍是吉东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县份。而一座宁安城人口达两万多,赶得上东大荒一些新移民县份的人数了。

1934年2月16日,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在宁安平日坡成立,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同盟军以周保中带来的边区军两个连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吸收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王汝起团,另有八道河子自卫队,宁安地区一些山林队也陆续加入。

从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5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想到“抗日联军”。

珠河游击队成立时,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而绥宁反日同盟军可是很快就被盯上了。这不光是因为前者只有13个人,后者据说达6000多,还因为“同盟军”这3个字在敌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怕的。倘若各种反日武装都同盟起来,对“满洲国”将意味着什么,那还用说吗?

4月初,从长春开来1个伪警备旅,会同当地日伪军,围攻同盟军根据地平日坡密营。由于出了叛徒,已经无密可言,头道卡子的榆木炮未打响就被敌人打坏了,二道卡子房子也被炮弹打着了,就剩最后一道卡子了。

枪炮声中,宁安工农义务队队长李荆璞嘶哑着嗓子大叫:顶住!谁也不许退,俺要退就把俺打死!

不能打笨仗!

李荆璞闻声回头,是周保中,手拿一支烟斗站在背后。

周保中将烟斗凑近旁边一棵燃烧的大树,点燃后吸一口:咱们是游击队,不能打顶牛仗。不说别的,子弹就耗不起。顶一阵子行,掩护部队把密营里的东西搬走,马上撤离。

李荆璞说俺明白了,可你也得麻溜走呀?你在这儿,俺们得想法保护你,打不好仗。说着,硬把周保中扶上马,瞪一眼几个警卫人员:还不快走!

平日坡密营失守后,同盟军各部分头游击。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日伪军,毙伤多人。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收缴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地反动武装,攻袭日本林业公司,打死日本经理、副经理,将卧龙屯伪警察署缴械。又挺进哈东,里应外合,未费一弹,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王毓峰团和“四季好队”打下小城子,又攻进宁安与延吉间的城子街。

“平南洋”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1000多位将帅中,有4位出自东北抗联序列,都是少将,李荆璞是其中之一。

李荆璞原名李玉山,1908年生于宁安县沙兰乡营城子屯,三岁丧母,十岁给大粮户当半拉子。从小受苦,看透人间不平,听人说书讲故事,特别崇仰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因他常为东家上山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也就艺高人胆大。

乡下消息闭塞。1931年冬,他去县城为东家办事,住在义发园大车店。车老板子走州过县,属社会底层见多识广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间新闻发布中心,就听说日本子占了奉天城,正往北边来,就快到这地界了。

那时,这个扛大活的壮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帅养那么多兵,怎么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飞机、大炮再厉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吗?就算它长着三头六臂,咱中国人这么多,抱成团,怕谁?

回去跟几个扛活的穷哥们一合计,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让日本子骑到脖颈子上就更没活路了,大哥你说怎么干吧。李荆璞不光枪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义,在乡间颇孚众望。找几块木板,先用锯拉,再拿刀削,做成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几支“枪”顶住魏奸头和炮手,缴了几支枪,拉起一支12个人的队伍,报号“平南洋”。

那时的庄稼人,通常知道“东三省”、“关里”、“关外”,知道自己住的那个屯子属于哪个县。有的连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后来的事。如今管外国人叫“老外”,那时不是中国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从南边来的,就叫个“平南洋”。宁安还有个叫“平西洋”的山林队,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又在二道河子袭击日本守备队,打死9人,俘虏7人。

莲花泡战斗,是1师,也是5军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36年2月,1师所属3个团在宁安东京城西的莲花泡一带休整。部队刚从敦化、额穆归来,正赶上春节,官兵大多是这一带人,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子弟兵。有情报说东京城敌人要出动“讨伐”,师领导觉得不大可能,只是让各团向东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1个营,另有马莲河1个伪骑兵团,分头向莲花泡进袭。28日拂晓,战斗首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3团驻地打响,很快师部和1团驻地也被围攻,师长命令3团、1团就地抵抗,2团从右侧发起反击。

冰天雪地中一场激战,实为抗联应该极力避免的战斗。敌人吃够了被游击的苦头,总是挨打,却抓不住对手的影儿,最喜欢拉开架势这样打了。轻重机枪子弹扫得积雪飞扬,像平地卷起大烟泡,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发射着,屯子里的茅草房被打着了,火舌舔着房顶上的白雪和门上的春联。战至下午两点来钟,2团反击屡屡受挫,1团、3团被敌大半面包围。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这回烟雾特别大,官兵突然感到头昏脑胀,敌人发射的是毒气弹。李荆璞命令2团两个连掩护,其余部队立即分路撤退。

担任掩护的2团4连马连长和19个战士,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后,潜伏在一片榛柴棵子里。清醒过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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