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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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军一样组织法，然下级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
“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是因为队内分配不公。山林队，即胡子，都是私枪，枪多的可像地主出租土地一样，把枪租给没枪的，所获钱财按职务和枪分为人股、枪股，俗称“挑枪片子”。首领即大当家的通常两个片子，或两个半，“四梁八柱”减半个、或一个片子，弟兄即喽啰一人一枪一个片子，没枪的半个左右。片子多少，还因枪支优劣而不同。你是一支老洋炮，那一人一枪就凑不够一个片子。你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或是被称做“手提式机关枪”的冲锋枪，那片子就可观了。你把枪弄丢了，那枪又是租的，那就跟给地主放牛把牛弄丢了一样。于海云及“四梁八柱”各有多少私枪出租，“九江队”如何“挑片子”，具体不详。而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九江的剥削非常厉害，虽然得了很多钱，但士兵物资经济上待遇甚苦。”于海云是个老胡子头，有一套统治办法，“四梁八柱”又是利益共同体，下边再苦，再不堪剥削，跳蚤也拱不起被窝。
胡子大帮吞小帮，大帮之下常有许多小帮，叫“合绺子”，其分配制度，有“合绺合财”的，有“合绺不合财”的。哈东支队的分配原则，是联合作战缴获的敌伪物资，按参战人数平均分配。在于海云等人的眼里，这种分法无论怎样不伦不类，关键还在于只能从敌伪手中发财，这财那么容易发吗？眼瞅着多少好财发不了，眼馋手痒干着急，就觉得这回是被套上了笼头。
为日本人保护稻田，并拿保护费，按理说这就是走狗汉奸了。可“九一八”事变后，于海云也率队打日本。不能否认他的中国心，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时义勇军风起云涌，也是跟潮流，看火候。他清楚像他这种角色，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容留，日本人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收拾他。而与反日联合军为敌，即便不立马被灭掉，也再难有好日子过了。不知道他因何当了胡子，在干上这个凶险的营生之前干什么，能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中立足，且成为名气颇大的“九江队”的老大，后来竟能加入共产党，则让我们想到“狡诈”和它的所有同义、近义词。现在还不好说他“有奶便是娘”，但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危险的人物。他的到来，扩大了珠河游击队的反日统一战线，也为哈东支队、3军日后摩擦、冲突，埋下了祸根。
珠河县委的报告中，说“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这话看怎么理解。若说“革命”、“共产党”，连后来入党的于海云也堪称“什么也不懂”。至于黄炮“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这正是他的农民式的狡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怕饶不过他，所以表现得特别极端。只是比起于海云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人）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