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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雪冷血热-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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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危痢�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该说既普遍,又典型。开篇是“刘仲达先生惠鉴启者”,接着用一半篇幅说明“日寇倭贼蹂躏我白山黑水”,东北、全国的形势,抗联官兵如何与敌作战,然后写道:

阁下为乡里人士之先导,明达时事,亡国奴之苟且生活,必不甘受,抗日救国之心志,亦必倍于常人也。因此,本军深盼阁下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暗中活动,使乡党邻里悉心悉力,助我联军推展救国伟业。又以阁下既富有资财,应效卜式输将助国平寇之美举,助本军作冬季服装军需费用,是我军战士得饱暖,以利对抗贼军,则阁下同有救国光荣之绩也。区区五百之军费,出自阁下,虽非九牛一毛,谅不至吝啬不仁,置我人民同胞抗日救国应有之义务于不顾也。信到后五日答复,十日交款,以应本军紧急军需,幸勿观望。

当时,各军及所属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写这种信,通常都会得到响应。

后来情况变了。

当然过去通常都是要钱的,现在就是直接要粮了。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笔者)、人肉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同年11月26日,《张寿海Ц哂砻瘛⑾恼窕鹊男拧分兴担�

虽然你们所率领导的是不稳固的部队,虽然是既无经费,又无粮食,缺乏地方组织的配合,又无群众关系,吃树皮,吞松子,嚼马皮,又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到了这份儿上还没有违纪行为,是不是就是天方夜谭了?

1938年6月22日,《刘曙华关于军事行动等情况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

我五、八军在依东买东西被人骗的钱总有五六百元之多,就是那老张家(买东西关系)搬家了,将该人之兄扣留队中,家中则声明不要了,“杀留随便,但钱是没有了”,所以经过我们讨论就将该人之兄处死刑了。

有人矢志不渝,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援抗联。有人热血沸腾一阵子,看到红地盘没了,抗联被逼到大山里了,就心灰意冷了。有人当初就是不情愿的,现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有的就成了汉奸、走狗。

而且,战乱、归屯、“粮食出荷”、“满洲馒头”等等,百姓日渐贫困,一些殷实人家也难堪重负。另一方面,抗联的腰包也瘪了,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像老张家这样的“买东西关系”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其可靠性自然也低。有的本来就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有的想拿钱赎命也拿不出来了。

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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