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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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最后的时刻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