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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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硐秩慈萌四淹�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徂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4月7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4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5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也将予以拒绝。5月23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0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王也只是在4月9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时起草那封信本来是出于爱国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4月13日晚10时许，王世粟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4月15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起的作用。4月2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4月23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5月12日，王又在日记中说：“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
作品相关 日本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作品相关 不是后记的后记
创作本书的目的 两年以前，尼莫在世界五百强公司的中国研发机构里面干一份非常清闲的工作，于是终日在文学网站和论坛里面流连，消磨时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且根本没有独自战胜日本的可能性，于是就写了篇三万字左右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因为尼莫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战胜日本。 后来，在起点、幻剑、铁血等网站看到了大量的军事历史小说，其中大部分题材都是抗战，写手们通过作品把自己设想的可能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且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尼莫随即萌生了创作一本书的念头。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之后，尼莫决定从十九路军这支几乎完全被湮没在历史中的、特立独行的军队入手，演绎一段被架空的历史，让战争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于是就有了《十九路军战记》这本书。 蒋百里是知名的战略家，国民政府的整个对日作战前期规划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惜从来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的机会；孙立人出身美国西点军校，又在欧洲考察了几年军事，回国之后就在军界崭露头角，显示出在战术和练兵上的过人之处，并在缅甸和内战初期的战场上有不俗的表现。尼莫将这两个人糅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孙百里，为了淡化他的背景，只能用含糊其辞的方式把家庭、籍贯等等一笔带过，这就是突兀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主人公真实原型。 创作本书的过程 创作是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战记》开始上传一个月之后，尼莫就体会到个中艰辛——点击、收藏、推荐、排行榜，每样东西都牵动着写手的心脏，使其激动不已、懊丧莫名、大悲大喜。好在尼莫当时根本不知道收藏每月增加多少算扑街，多少算优秀，才没有被缓慢增长的收藏所吓倒，一点点往前写。然而，由于工作太忙（悠闲的工作已经辞掉了），基本都是夜晚码字、上传，几乎连给书评加精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很多时候想放弃掉，但是想想那些一路跟着看过来的书友，总不能不上不下地挂着，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战记》是以第二十九名的成绩离开新书榜的，当时没感觉有什么不妥，现在才知道，这种情况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仆街的！然而，继续更新了一个月之后，排名从四百名一直爬升到五十几名，而且是在没有一次推荐的情况下，确实令人感到高兴，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恐怕是大部分写手没有一如既往地更新，过早放弃，从而使尼莫有了上升的机会。回过头来一看，才发现与《战记》在新书榜同期、排名靠前的书不是太监了，就是更新很慢，也明白了网络文学的生存关键——坚持不懈地更新！ 创作的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而书友中肯的评论和毫不留情的指摘，使尼莫的学到了很多知识。在动笔之前，尼莫充其量只能算个军事爱好者，而且是个半吊子的，书写完之后，基本上能以专家自诩了，再加上书友的支持、VIP的收入，收获颇丰。 不尽人意的结局 《战记》的结尾非常仓促、非常理想化，也不合情理，相信大部分书友都不太满意，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必然与德国之间展开惨烈无比的战斗，这是尼莫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用了春秋笔法，快刀乱斩，马上收尾。 二战的爆发实际上是一战的延续，一战的战胜国英、法、美等国完全不顾德国人民的死活，把沉重的负担加到他们身上，使整个德意志民族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战胜国控制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秩序，也堵死了德国通过和平手段发展的道路，从而为自己酿下了一杯苦酒。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独裁统治的野蛮程度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邻国领土的野心也远远超过德国。德国的抗争还可以说是为了挣脱英美法等国为其套上的沉重枷锁，苏联则是单纯地想扩张领土，在这一点上苏联与沙皇俄国是一脉相承的，可能是俄罗斯民族的固有侵略欲望造成的，因此，无论其遭受多大的苦难，都不值得同情。 苏联和美国都先后支援过中国的抗战，但是都是为了拖住日本，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政府不但帮助国民政府整编军队、制订国防计划，并且在抗战的头两年时间内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占国军实际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早就被日本打垮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和苏联都保持着观望的态度（苏联的军售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停止了），并且限制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 二战的参战国家当中，只有中国和德国两个大国真正是为了自己生存在战斗，所以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隔岸观火的美英法、居心叵测的苏联，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值得为他们的利益去同德国作战，因此尼莫安排了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完美，实际上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