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第2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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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来临，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近乎自行瓦解。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蒋介石。
“俊如，对刘某人有何评价？”蒋介石指了指沙发，直截了当地问道。
卫立煌恭谨地坐了下来，思考着说道：“很有见地，敢说真话，但也不太好驾驭。”
“大概是在外国呆久了，受到了外国人言论行为的影响。”蒋介石垂下目光，幽幽地说道：“好在他是为党国效力，让他去昆明当教官吧，既能为党国培养人才，而且手里没有兵，也翻不出多大的浪。”
“委员长高见。”卫立煌说道。
“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蒋介石严肃地问道。
卫立煌腾地一声站了起来，立正敬礼，“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蒋介石凝视着卫立煌半天没说话，最后低下头，提起笔，在新的作战方案上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横断山脉的南麓，怒江的西岸，耸立着一座海拔2690米的险峰——松山。它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扼守着滇缅公路的要冲，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无须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绕去。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
令中国军人咬牙切齿的是：一支精锐的日军部队盘踞其上，并用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从而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这支精锐的日军是56师团下属的拉孟（松山）守备队，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指挥官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朗少佐。兵员共计1400名，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战车、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守备队是日军中的尖子，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项目比赛中，他们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负重攀登的三项第一；尤其是敌酋金光少佐，以冷静顽强闻名军中，他曾在南昌战役中，亲自指挥一门野炮抵近射击，致使中国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阵亡。
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不得不承认，就作用而言，日军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势于敌人，则不能歼敌。这既有士兵的原因，也有将领的原因。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第096章 松山血战（二）
日军守卫在松山（日本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以及几十名妓女的军中妓院。但最重要的，是其坚固程度不可思议。
工事全部完工后，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当试验结果表明数颗五百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竟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时，几个日军首脑狂喜不已，河边正三中将随后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猛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显然，当时要拿下松山，必然是一场军事领域中难度极大的攻坚战，不付出罕见的代价不行。这注定了松山将要书写现代军事史上惨烈的一笔！
于是，一场地狱般的血战在松山拉开了帷幕。国军将士就要在这里谱写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壮歌。
松山血战是在三十架美军“B－29”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当飞机和大炮把日军阵地犁成一片片焦土时，71军中将指挥官钟彬亲自督阵，国军开始仰攻松山。
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士兵密密麻麻顺着山谷和山坡朝山巅猫腰进攻，他们认为剩下的日军不会太难对付。因为根据情报，山上的守军只有3、400人，火炮5门，机枪10来挺，经过美军轰炸机充分地“照顾”，只要一鼓作气冲上主峰子高地，青天白日旗就可飘扬在松山之巅。
500米、400米、300米，日军沉默着，200米，日军依旧沉默，越接近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快接进山顶的时候，仿佛卷起了狂飙，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出火舌，形成交叉火网，地雷、手榴弹的烟柱此起彼落，爆炸声响成一片，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强大的火网笼罩着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中国士兵顿时像被割草一样倒下，土黄色的尸体滚满山坡。主攻团1营只退回一排人，营指挥官全牺牲在山头。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刻钟之内。
若非亲眼所见，锺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工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然而进攻依然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在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第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却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好像一群群面如死灰的囚犯，硬着头皮冲向日本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松山，注定要给第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章法单一的重复进攻，失去理智的监督冲锋，导致士兵面对无法躲避的死亡产生了恐惧与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乘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一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
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该杀，钟彬该杀。”吴铭听完同机而行的卫立煌的详细讲述，恨恨地一拍扶手，大声说道：“如此指挥官，置万千将士生命于不顾，头脑简单，盲目督战，真该杀之以谢天下。”
卫立煌的副官脸色变了，分辨道：“松山堡垒坚固，有滇缅路的直布罗陀之称，我军攻之不克，也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吴铭斜着眼睛瞅着这个副官，“打了近一个月，才知道日本守军的实力，在松山甚至连抓舌头这样的战术行动都不曾采取。战术单调呆板，逼着士兵用血肉之躯去碰敌人的火网、炸弹，这也是有情可原，这种只顾自己前程的指挥官无能昏庸，踩着士兵的尸骨爬上高位，会得报应的。”
卫立煌也十分不悦，毕竟吴铭这样露骨地批评远征军将领，也是落了他的脸面。
“那刘将军有何高见呢？”卫立煌强压心中的不快，沉声问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吴铭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我可不像某些将领，看着地图便会异想天开地给下面的部队定下什么指标，限某某日攻取某某目标，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你……”卫立煌的副官气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即使我没看到前线的情况，也知道这种打法是错误的。”吴铭冲着副官翻了翻眼睛，“吃过大饼吗？不从边上吃起，而是一头扎进饼中央，不沾你一脸油才怪呢？”
卫立煌抬手制止了气得鼓鼓的欲要辩解的副官，凝视着吴铭，半晌才若有所思地说道：“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从外围着手，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摧毁，向山头地堡群的中心逐步推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扎实有效。”
“火焰喷射器是地堡的克星，战防炮抵近平射也能发挥作用。”吴铭补充道：“将幸存的士兵召集起来，将日军的地堡、火力点进行标注，然后组织火力组，喷火组，爆破组，各司其职，对既定目标连续突击。”
“换句话说，依据现在的武器，对付这样像刺猬似的坚固堡垒，没有什么省时省力的办法。”吴铭想起了美军血洒硫磺岛，伤亡惨重的战例，“只有用最合理的战术，步步为营，把刺一根根拔掉。”
卫立煌轻轻叹了口气，用带有复杂感情的目光望着吴铭，半晌才幽幽说道：“创意决定方法，方法决定结果，为什么只有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呢？”
吴铭怔住了，很奇怪地打量着卫立煌，终于明白当初在蒋介石接见时，屏风后的人是谁了。
“习惯性的思维，麻木陈旧的观念。”吴铭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抗战以来，老是强调种种不利的因素，所以便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弱者的地位，一旦得到胜利，不管花费多大代价，都会沾沾自喜，大肆宣扬，从来不考虑这样的胜利值不值得，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长此以往，指挥官对于部队的伤亡便保持着一种麻木的感觉。就像现在，二十万国军对三万日军，如果打败了日军，二十万国军只剩下万把人，我看谁还有脸以胜利者自居，国军再多，又经得起几场这样的胜利。”
卫立煌沉默不语，连他随身的副官侍卫们都好象有所感触般安静了下来。
“中国人是多，赶鸭子上架也能凑了万八千的。”吴铭略带嘲讽地说道：“死了就死了，反正死人见得多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要达到了上面的要求，管他脚下有多少尸骨，管他有多少孤儿寡母在等待亲人回家团聚，你们说，那个钟彬该不该杀，由于他的不理智，枉死了多少中华男儿，这样的军官，当连长则害一个连，当团长则害一个团，当军长则害一个军。”
“别说了。”卫立煌闭上了眼睛，痛苦地摆了摆手，“我作为远征军总司令官，责无旁贷，该负的责任我不会推却，要不是我督促太急，事情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司令，您别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