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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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话已有大约半个小时，一个接一个地打。这位大娘很客气地问他能不能给她用一下，因为那一带小贩能用的电话只有这么一部，打电话是为了营业上的事。墨拉说：“听着，你这个老王八，电话我在用。我高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闭上你的嘴，否则我就把它割掉。”
他对一伙党徒谈论他看到的一个大影星。他说着，我皱眉蹙额，胆战心惊，因为他说了如下一段话：“啊，明星又怎么着？她吸毒过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哪里还有一点儿水果蛋糕的味道。”
每年一度的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①是小意大利区规模最大的节日，9月份在桑树街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旅游者来自四面八方，聚集到这儿来。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节日，但却全由党徒所控制，5个家族全都介入。每个家族的副官都分别占有一席之地，归他所有，那里设有可能5到6个售货棚。你要去教堂却不能直接说到教堂去，而要说到某某地方的售货棚。这是由党徒的副官所控制的地方。任何人要把售货棚搭到你的地盘范围要向你缴纳酬金。势力越大的副官，其地盘就越靠近节日活动的中心地带。副官们控制着市场的销售。这个副官可能对进入的香肠有控制权，那个副官可能就控制啤酒。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个售货棚想销售啤酒，你就要到控制啤酒的副官或他的代表那里，就说你的售货棚想进啤酒。他就派人给你提供啤酒。因此，任何货物的销售他们都要得利。你还得付货棚的地皮费，还要把你的所得总数交一部分出来作为夜班费。
① 圣·亚努阿里乌斯（Saint Januarius，？…305？）：意大利人，贝托文托主教、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据说在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殉教。
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期间，所有的党徒都到大街上溜达、闲逛。这是最愉快的时光，尝一尝各种货车上的食品。有些设货车和货棚的人本身就是流动的艺人，不过大多数是里弄居民，他们的货棚已在那里经营多年。
1977年节日开始的头一天，墨拉碰到了设货摊的一个女人。她的货摊在南港街，靠近富尔顿的鱼市。墨拉在抢她。
“我给她在节日场上弄到一小块地，”他对我说。“开车到那儿去。我对她说过要帮她，今天下午就把她的货摊移过去，让她在那儿设摊。”
我开车送他到南港街。那姑娘楚楚动人，招人喜爱。可是她要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了。我们帮助她把货摊收拾好，把她送到了桑树大街。
墨拉说：“今晚去看你，宝贝。”我们走了。
我问：“托尼，你怎么认得这个姑娘？”
“偶尔碰上的。今晚节日活动以后，我想就抓住她，过一个快乐的夜晚。”
“有把握？”
“妈的你在跟谁说话？”他说。
那天稍晚一些时候，托尼就去找那个姑娘去了。我待在咖啡馆里，忽见他咚咚地跨了进来。
“你知道她是个娘的女同性恋！”他叫嚷嚷地在抱怨。“你这个狗杂种事先也不告诉我！混帐东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她在节日地带设了个货棚。你猜我怎么对她说的？我说：‘明天你就别去那个娘的货棚了！’”
心理学家或许可以和墨拉痛痛快快地度过一天。可是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太危险了，也太受罪，但还不得不这么做。他还指责我不抓几个女人，也不带女人在身边。我只好对他说，我在新泽西有个女朋友，在加利弗尼亚也有一个。但是我和那一类的生活始终不沾边。
结了婚的党徒普遍有女朋友。他们对此毫无隐晦。要不然，追逐女人的事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身边随时都能找到女人，因为她们都在绕着他们转。也许他们迟早会把她们套住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晚上都想和别的党徒们在一起喝喝酒，聊一聊他们的行动计划。
我的个人准则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同与党徒有关系的女人打交道。这一方面是伦理，另外，将来在法庭上作证时这种事会使你纠缠不清。我说我在某某地方有女朋友，火就惹不到我身上。在偶尔情况下，我似乎很正规，也带某个人或我在里弄认识的某个女人去吃一顿饭，带她看看党徒们度过的有趣的夜晚。然后，我就开车送她回家，也就如此而已。
1977年一个节日，我们一伙人待在桑树街的一家咖啡馆里，时间已是夜里一点。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党徒和几个当地女人都在那儿。有个女人坐在我旁边，突然伸手到桌下摸我的腿，说：“待会儿离开这里要到哪儿去？”
“去看我女朋友，在新泽西。”
“干吗不留在市里过夜？”
那女人是一个党徒的女儿，父亲就在咖啡馆里。我得当心别惹了她，因为她可能同她老头子说是我摸了她的腿。那么一说我就成了传闻——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党徒的女儿。
“我很忠实于我的女朋友，”我说，“我答应她要过去的，我不好对她扯谎。”
“你怎么从来不带她到这儿来？”
“没有什么理由。”
“那好吧，你要是有意想出去，就给我打电话。”
“好，我会的。有时候我不得不说点谎话，”我很局促地把她打发走了。
墨拉的经营活动中，有一项是投币启动机买卖。他经营投币式自动赌博机①、自动售货机、游戏机以及弹球机②。他把这些机器放在商店里、餐馆里、俱乐部及业余营业场所，遍及全市各地。由于投币式自动赌博机是非法的，他就设在后室里。他从这些机器场收钱或有新的业务时，总要带我到这些地方转转。
① 投币式自动赌博机（slot machine）：俗称吃角子老虎或独臂匪徒．一种赌博用具。其主要部件是若干并列的滚轮，滚轮侧面上每隔一段即绘有不同的符号。赌者将钱币投入机上狭孔，各滚轮即开始转动。待到转动停止，看各轮显示的符号数量和组合方式即可知道赌博机吐入彩金钵中的钱币数。
② 弹球机（pinball machine）：投币驱动的流行电动游艺机器。玩时，将一枚钱币投入机内，启动弹簧投弹器，将一颗钢球弹出，使之从斜面一侧的球道滚到顶部，然后滚下，穿过立门，绕开立柱和栏杆。
他长驱直入取钱，用钥匙把机器打开，数数钱，给店主人一份——25美元或是多少。剩下的他就放进纸袋里，我们就扬长而去。他一个星期的正常收入大概2，000美元。
为了得到一个新主顾，墨拉要走到一个地方去，对店主说他叫托尼，该店需要买他一台机器。店主往往认识他或者知道墨拉这个名字，就回答类似这样的话：“啊，对，托尼，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我这儿需要一台机器。”如果店主一开始觉得不想要，墨拉就会说：“在24小时内查一查，打听一下桑树街的托尼。然后我再来，看看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主意。”
等他再来时，店主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态度。
他想把自动投币式赌博机销售到大西洋城。他说，家中仓库里有500台那样的机器，正等着自己的律师来给他想想办法，使这些机器有个销售渠道。
墨拉对我说：“开车到市中心去。”
“什么事？”
“要去找个人，他欠我钱。”
他要去收残酷的高利贷。
我们到了第一大道的一家饭店，走进去，站在酒吧里。这个家伙立刻走了进来。他30岁左右，看样子很强硬。他走到墨拉跟前，正要开口说话。
“别说了，”墨拉说着就抓住他的手，“别提任何人的名字，否则我就当场宰掉你。”
党徒之间有交往规矩：如果这家伙说，他同另外一个党徒谈到了此事，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墨拉就要先去找另外那个人谈事情。因此，他不给这个家伙提别人名字的机会。
墨拉说：“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他妈的那个钱在什么地方？”
“咦，托尼，这就给你。眼下我很艰难，不过我就还你。你知道——”
“几个星期前我就听到这种话了，”墨拉说，“今天不行了。我们出去走走。”
现在我担心了。如果墨拉带他出去，这个家伙到了隔壁的巷子里就会没命。墨拉要么揍他，要么用刀子捅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作为特工的身份来干预，同时又要保持我扮演的角色。
我说：“嘿，托尼，把他交给我不就得了，何必要你亲自麻烦。我带他出去走一走。”
他对我点点头，叫那个家伙出去。
我带他出了门。我心想这样至少可以争取一点时间，让托尼冷静下来。我说：“你看，我完全是搭救你，不想看你白白送了命。不过，下一次可就没这么便宜。等会儿进去，你就说，‘托尼，能不能明天见你，把钱送给你？’你最好明天给他钱，因为我明天可能来不了。你要装得提心吊胆的样子，好像我已经揍了你一顿，因为他本来就指望我那么干。如果你不听话，我就要亲自捅你，因为我和他是一路的。”
那个硬汉子实际上已经在舔我的手了，因为他对墨拉非常害怕。
我们回到了酒吧，那家伙径直走到墨拉跟前，说道：“托尼，明天我就把钱给你。你说在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行不行？行不行？”
“那孩子服了你（墨拉有时候也称呼我“孩子”）？明天。就在这个地方。”
同墨拉在一起，我无时无刻不感到提心吊胆。他总是同人家发生口角。你根本想不到他要干什么，会突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对任何人都谈不上什么真诚。他总是要干些违法的事，在街坊邻里中声名狼藉。我不想同墨拉拴在一起，因为你永远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会进牢房。他已快年过半百，这一生中有过半时间都是在牢房里度过的。
他也有价值，因为他将我向人们作了介绍，还把我介绍给他的首领米奇·扎法拉诺。扎法拉诺处理上演色情的剧院，为布拿诺家族向全国发行色情影片。在时报广场和全区一带，他拥有好几家色情影剧院。他的办公室设在自己一家剧院的楼上，位于百老汇大街和时报广场之间的第四十八街道，该剧院称作“小猫咪”剧院。墨拉带我到扎法拉诺办公室去过几次；扎法拉诺也偶尔到玛迪森街道上来。他生得高大、魁梧，还是一个很漂亮的汉子。
扎法拉诺在联邦调查局的螫刺行动中终于受到逮捕，那次行动称为迈阿密外的“密…鲍恩”行动计划。特工进了他的办公室逮捕他时，他从大厅里逃走，在逃跑的过程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勒菲蒂·鲁吉埃诺有个设在店铺面的交谊小俱乐部。和小意大利区其他的几十个小俱乐部很相似，供应咖啡、酒、牌桌，还可以看电视节目。楼下有另外一间房子，专为热衷于玩牌的人所用。能来玩的只有家族成员、男性以及与勒菲蒂和布拿诺家族有关的人。这是个厮混的好地方。
房间后面有电话和桌子，是打赌的地方。勒菲蒂是个赌注登记经纪人。有时候墨拉不在，我和他就吹牛聊天，议论各种运动项目以及打什么赌走红。我开始在棒球和赛马方面下了几次赌注；在职业运动员表演赛开始的时间，我在足球上也赌过，赌注是50…100美元之间，这么干完全是为了他们能接受我。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发展。勒菲蒂开始称呼我多尼，而不叫多恩。因此，大家从那以后也都叫我多尼。
在勒菲蒂那里和在布鲁克林的吉里那里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勒菲蒂这儿是个真正的交谊俱乐部而不是商店。党徒们谈论体育节目，彩票业务，谁欠了谁的什么，以及即将要干的抢劫活动。他们抱怨的是钱。谁弄多少钱、谁有多少钱都无关紧要，他们成天就是谈钱，谈的是怎么样从别人身上榨出钱来。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勒菲蒂问我怎么赚钱。那时候，我感觉还很自在，并不像是在急着要捞什么。因此我告诉他，我干的是偷珠宝和夜盗的事。
“我女婿马可也是那行当，”他说，“或许你们俩倒可以合伙干些活。”
“我一般是一个人干活的，勒菲蒂，”我说，“但是如果有好去处我也喜欢合伙。机会总会有的。”
一时间，仿佛是处在考验阶段。我在等待时机，不把自己的鼻子伸得老长去管别人的事。勒菲蒂开始敲我的竹杠，不时地向我借钱。他要买衣服、买家具或别的什么东西。我总得要借给他300或125美元，有时候他也还我一部分。我从来不觉得他缺钱，心里明白这是对我敲诈。不管对谁，你要诈到钱就诈。另外，我借给他钱这也表明我在捞钱，说明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个懦夫。他找我借钱，我从来不按照他的数目办。他要借500美元，我就给他200美元。
“多尼，我和你谈过，我缺那1，000块钱。能不能借1，000块给我？”
“眼下叫我拿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