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诅咒-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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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六年，著名的历史精神分析学家欧根·布洛伊勒和卡尔·荣格，以及他们的一些学生宣布，他们赞同弗洛伊德的方法结论。除了英国医生欧内斯特·琼斯以外，他们是第一批支持弗洛伊德的非维也纳人。一九〇八年四月，荣格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会议地点在萨尔茨堡。两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组织已有30多个分会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当时，出席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有四十二名代表，其中包括卡尔·亚伯拉罕，布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匈牙利同事桑多·费伦茨，荣格和欧内斯特·琼斯本人。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事务管理问题上向弗洛伊德提出建议并提供帮助，同时也在他和外界攻击他的人之间形成一道屏障。
早在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就在维也纳大学当过临时聘任讲师，这样他能在那里开设一些非正式的讲座。一九二年他被特聘为教授，一九二〇年时他当上了正式教授，然而他在教授会议上却没有席位，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权。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教职。
精神分析学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
弗洛伊德发表过大量临床方面的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还公布过五份长篇病历，提供了很多有关他研究方法方面的情况。此外，他还写过一系列专门论述精神分析技巧的文章。但是从他的《梦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的发现具有广泛的意义，他知道这些发现一定会远远超出精神神经症的狭小范围，涉及人类方面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比较容易接近的领域中获得的知识，可以用到“正常”生活中一些很难解释的问题上。因此他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一份《意象》杂志，用来讨论他的研究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情况。《意象》杂志是对早期创办的《精神分析学年鉴》（一九0九年）和《精神分析学导报》（一九一〇年）的补充，《导报》不久便为《精神分析学杂志》所取代（一九一三年）。
伟大的创造性作家对人类心理的透彻观察，早就使弗洛伊德赞叹不巳他在一九〇七年写的《耶森的＜格拉狄瓦＞中的妄想与梦》，对德国作家耶森的小说《格拉狄瓦》作了精彩的研究。在这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中，弗洛伊看到一些心理机制和他在探讨梦与神经症时所阐述的机制完全相同。三年以后，弗洛伊德又出版了一本雄心勃勃的研究专著：《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他在书中将列奥纳多在艺术追求与科学追求方面的矛盾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奥托·兰克便把弗洛伊德的方法用来解释神话和民歌传说，这样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人类想象的各种表现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卡尔·亚伯拉罕甚至用这种方法阐述了三千年前第一位一神论者埃及法老阿朗那顿发动宗教革命的动机。
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释》。通过对乱伦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特征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这些都是儿童和野蛮人的原始心理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他强调了原始人弑亲行为的重大意义，并认为文明、道德和宗教就起源于对弑亲行为的追悔和其他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缺乏暖气以及其他的麻烦，给弗洛伊德和他朋友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苦。而战后奥地利货币的崩洗不仅使弗洛伊德的积蓄丧失殆尽，而且迫使他奋力抗争以避免破产。大战期间，弗洛伊德出版了唯一一本关于时事的著作《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一九一五年）。他指出实际上幻灭感并不一定是战争引起的，幻灭感的产生与过去人们过高地估计人类的道德进步有关；这一事实只是由此发生了可怕的战争才被揭示了出来。十八年后，弗洛伊德应国际联盟之邀，就“为何会有战争’的问题，与爱因斯坦作了通信讨论。弗洛伊德一方面对未来仍抱有希望，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在消灭战争的道路上还存在的各种障碍。
鼎盛时期
就在战争的第一年，弗洛伊德可能以为他的工作将要结束了，于是他就心理的本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成为他一生主要工作的最高峰。
一九一九年弗洛伊德创办了一家国际性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到一九三八年纳粹查封前，该公司已经出版了五种杂志、一百五十种书籍。
就在同一年弗洛伊德在一本名为《超越唯乐原则》的书，对人的心理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他的信从者们大吃一惊。弗洛伊德本来认为，心理中的主要原则是唯乐—痛苦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唯实原则。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更加基本的原则，即他所称的重复—强迫原则（repetition…pulsion），它具有恢复早期状态的倾向。如果从逻辑上推到极端的话，这意味着那里存留一种使生命变为无生命物体的倾向，弗洛伊德称之为“死本能”。这与其说是临床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的推论，只有极少数几个信从者觉得能够接受这一观点。这也表明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理论有了变化。他曾几次试图把各种本能分为两组对立的类型，他就用这种方法把本能归入生本能和死本能两个基本的范畴。他认为死本能外向化时，就会引起攻击性冲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以后的两年里，弗洛伊德又出版了两本著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和《自我与伊德》，后者为新的自我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并且直到现在人们仍在对它进行着富有成果的研究。弗洛伊德以前曾把精神过程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方面：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认为这种划分法虽然不失有用，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基本的尺度。这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三分法，他把所分的三个部分称之为伊德、自我和超我。伊德相当于来自原始本能的能量的原始贮藏库。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没有分化过的能量，但是伊德也许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完整。自我则是从伊德产生出来的与外界进行接触的专门性力量。弗洛伊德在研究了病人身上几种形式的抵抗之后，以充分的理由提出假设：自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这个结论也附带地说明，人们为什么坚信那些产生于内心深处的决定是自发性（自由意志）的。
早在几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自我理想”的概念：它是一种自恋性力量，它批判自己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驱使自我达到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或审美标准。后来，弗洛伊德把它重新命名为“超我”，不过其含义则大大地扩展了：它是从自我分裂出来的部分，它体现了插入其中并由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父母的要求和标准。然而由于它在攻击性冲动中有着较深的根基因而能引起一种极度痛苦的犯罪感。其程度之难以忍受，使得人们设法寻求逃避——这是一个与犯罪倾向有关的题目，或者以各式各样的自我惩罚和自卑感来减轻那些感觉。所谓“良心”，就是衡量自我和超我之间心理紧张程度的一种尺度。
大约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弗洛伊德的口腔上部患了癌症。同年十月，他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只好全部切除，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在这以后的十六年里他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以外，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在这漫长的时期他从来不哼一声，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抑制、症状和焦虑》，该书阐述了焦虑和恐惧的性质及来源；他在这一年中还应约撰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一本为普通人而不是受过医学或精神分析学训练的人运用这一学科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他担心精神分析学会变成医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部分，以致它对于人类更广泛的意义会被人们忽视。但是，他想使精神分析学的应用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写了《幻觉的未来》一书，为此他受到宗教界的强烈谴责。严格地说，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表达了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单靠愿望和恐惧的心理动机就足以形成宗教的信仰，尤其是对上帝和永恒的信仰，这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两年之后，又一本不受欢迎的书《文明及其不满》问世。弗洛伊德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弱点，并指出了许多必须加以补救的缺陷。他在较早些时候写的《群体心理学》中，就对联接各个社团的纽带的性质及其来源作过大量阐述，这对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另外在这些年里，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不少临床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以及论著《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那两卷讲演在内容上得到了更新。
一九三〇年，弗洛伊德的文学才能使他得到了歌德奖，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项荣誉。第二年，他的故乡为庆祝他的七十五寿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出生的那条街道，许多科学协会接受他为名誉会员，但除了他一九〇九曾作过讲演的克拉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学位外，再也没有哪所大学授予他类似的学位。然而，一九三六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他八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年使他感到满意的另一件事是，他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
弗洛伊德在流亡中
一九三三绝纳粹党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这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弗洛伊德在德国的许多支持者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他的著作在柏林被当众焚烧。此后不久，他的出版公司的大部分存书又在莱比锡被没收。尽管在德国的主要销路已经丧失，但该公司仍然全力挣扎，直到一九三八年纳粹入侵奥地利，公司房产被没收为止。
纳粹的迫害促使弗洛伊德思考犹太教的性质和起源问题，这一问题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把《摩西与一神教》写了又写，该书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独裁政权统治下的维也纳，没有机会出版发行。一九三八年他离开维也纳后，该书终于问世，英译本也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得以发行。这是一本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著作，书中的一些观点既难以证实也不容易予以反驳。弗洛伊德在书中推断，犹太教中特有的一神信仰，与第一个传播这种信仰的、富有单命精神的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推行该信仰有关。通过对有关摩西出身的奇异故事进行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推断摩西实际上是埃及人，他提示说，摩西是一个忠于阿肯那顿的信仰的贵族，阿肯那顿死后，他的一神信仰就遭到埃及人的坚决抵制。由于这一看法，弗洛伊德在曾经把他尊为本民族伟人的犹太人那里，第一次受到了冷遇。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摩西向犹太人灌输一神信仰时，必须面对人们的强烈反抗，他认为摩西就是在一次反对他的权力的暴乱中被杀身亡的。于是，弗格伊德进一步设想，摩西被害之后，人们为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而悔恨，这是一种与弑亲愿望的先天反应有关的悔恨，他认为这是人类遗传特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摩西的学说后来由少数几个忠实的信徒珍藏起来直到几百年后才由一些伟大先知将它立为教义。
尽管压力重重，弗洛伊德坚决不同意离开早己成为故乡的维也纳。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以后，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还不走的话，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象别的犹太人一样厄运临头。在这关键时刻，欧内斯特·琼斯飞抵维也纳，劝他移居英国，英国内务大臣亦为他、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学生提供了最充分的帮助。是年六月，他克服了纳粹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飞抵伦敦。九月，他又搬到马兹费尔德花园，这是他最后一次搬家。九月问，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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